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曾看到过这样一幅漫画，题目叫《银货两讫》，让我过目难忘。画面是顾客在货摊前的购物场面----顾客一方，正提着弹簧秤，在验证自己所买的物品是否短斤缺两，而商贩，也正高高举起刚到手的人民币，在阳光下横照竖察，看自己收来的是否假钞伪币。这真是一个非常传神，也非常典型的画面，可以说萃取了我们在生活中几乎天天都可能遭遇的逼真场景，也揭示了国人在社会诚信普遍缺失的环境下的尴尬处境----我们今天还能相信谁？

为了同这样一种社会生态相对抗，上海有一家叫《新闻记者》的杂志，从2001年以来，每年岁末坚持评选当年全国“十大假新闻”，于次年年初予以公布，前不久该刊刚刚揭晓了2010年十大假新闻，其中包括：金庸在香港尖沙咀圣玛丽亚医院去世、中国作协作家团入住总统套房、西安市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一女生世博排队被强奸怀孕……

《新闻记者》积十年辛苦，不惧打击报复，持之以恒，坚持打假，至今已将一百条假新闻钉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赢得了业界内外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呼应。受其影响，浙江省内各媒体摄影记者，公推代表，联合承诺并签署自律公约：不拍作假照片，包括摆拍、补拍、拼接等等。可见向真、向善、向美之心，仍占当今主流。

报刊是社会公器，发行量大面广，影响力非同一般，一旦报刊造假成为常态，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危害无疑是灾难性的，远非口口相传的一般造谣作假可比。这应当属于常识。所幸我们还有《新闻记者》这样一大批报刊存在，视真实性为报刊的生命，旗帜鲜明地抨击造假、拒绝造假，以常识维护常态，始终把良心摆在胸口当间。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还算诚实厚道的档案界，在这样一种主流价值取向面前，却出现了对“创设新闻由头”的公然鼓吹，实属匪夷所思。

事情的缘起，还需从头说起：某省某县档案馆早在40多年前就存有当年日军侵华时留下的262张军用地图，数量之多，国内罕见，但该馆工作人员长期与之相伴，保管维护，司空见惯，并不特别看重。这原本属于档案部门的工作常态，即便县级档案馆，谁家不存个三五件镇馆之宝呢？“宝贝”一多，常相厮守，边际效应递减，当然不可能像打了鸡血似的每天亢奋。某日，一位名叫翟擢升的作者偶尔得知此事，立即敏感到它们在新闻“聚光灯”下所具有的价值，足以焕发出“璀璨光芒”，值得报道。然而作者在写作时却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这不是新近发生的事，按照消息的写作规范缺乏新闻由头啊。无奈之下，翟作者“昧心”地“捏造”了一个导语，将其改造成了“新闻/消息”，其导语原文如下：

“近日，某某县档案馆在重新整理积存的档案资料时，发现262幅侵华日寇当年使用的军事地图。”

消息的标题也作了相应的改造：“某某县档案馆发现日军侵华军用地图262张”。

明明早已整理完毕，偏说是“积存的档案资料”；明明已经着录保管了几十年，偏说刚刚“发现”。编造痕迹明显，只是在程度上，非彻头彻尾也，话说得还比较节制，基本事实没动。但这样做，除了违背新闻真实，还带来另一个副作用，即：新中国成立已经六十年，如此重要的一批档案，居然刚刚被发现，这个县的档案工作者岂非白拿了人民的俸禄，占着茅坑不拉屎！

稿子发出后，翟作者思前想后，为自己“捏造新闻由头”而深感不安，备受自责，终于幡然醒悟，公开撰文检讨了自己的过失。此举见证了作者的一种灵魂自净能力，显示了他的良知和人品的干净。这样的人，如今凤毛麟角。

事情到此原本可以结束了，翟作者既获得了自赎，也儆戒了他人，结果还算圆满。然而没想到的是，偏偏杀出一位署名“张宏军”的人，在报纸上公开撰文（见2009年12月7日《中国档案报》第三版《让档案走向新闻的“聚光灯”下》），对这样一种明显不当的写作行为大加鼓励，举出了一二三四N条理由，甚至不惜歪用李大钊的言论，将翟作者深感愧疚的“捏造新闻由头”，美化为“创设新闻由头”，并安慰作者“不必为感到捏造新闻由头而自责”，把原本已趋澄明的一潭水再次搅浑。

某些历史档案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之，的确会具有某些适合今天舆论需求的内容，这是很正常、也很经常的事，无论哪位作者写来，实事求是可矣，干吗非要“创设新闻由头”呢？新闻由头是可以被创设的吗？既然是新闻的由头，就必然是新闻的有机组成部分，难道可以脱离开新闻主体，被“发现”、被“活用”、被“变动”、被单独“创设”吗？既然你所发现的事实不属于新闻，不属于“新近发生的事”，干吗非要写成“新闻/消息”不可呢？写成专访、通讯、特写不行吗？写成散文式的见闻、随笔不行吗？同样可以夺人眼球呀！汉语写作拥有极丰富的体裁样式，何苦非要犯忌走“创设”的旁门左道，去编造一条假新闻？！

“铁肩担道义，妙笔着文章”，李大钊先生当年录写的明代名臣杨继盛的这副对联，表证他就是一位响当当的道义优先论者，哪怕是在那样一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他所说的“死的材料”可以随“活的事实”表现出来，把二者的逻辑关系梳理得明明白白，首先须有“活的事实”，随后才是“死的历史”，无论“死活”，均属实有，哪有“创设”什么事？至于能否实现这种纵贯古今的思维发散，取决于作者的想象力、知识积累和举一反三的能力----活用的能力。大钊先生分明是在教授北大学子开辟思路、拓宽选择的方法论啊，何尝在“活的事实”与“创设新闻由头”之间划过等号？连“暗示”也是没有的！作为后人岂可将“暗示”强加于人，对这样一位仰之弥高的前辈枉加解读。

把“具有新闻价值的历史档案推向新闻的‘聚光灯’下”，从而揭露日本蓄意侵华的狼子野心，这个目的听起来很崇高，但目的崇高手段就可以不崇高了吗？“捏造”新闻由头无论如何都算不得崇高吧？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一向推崇“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古人看得明白，“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纵容小恶的结果，必将酿出大恶，最终全面冲击我们的道德底线。事实上这样的精神危机在当下已经出现。没有程序正义就不可能有结局正义，这个道理从先哲到今人，曾有无数篇文章、无数张嘴巴谈论过，辨析过，指正过，我这里真是没必要、也没心情再啰嗦，只想再简单重复一遍十八世纪法国罗兰夫人的一句名言：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在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继续过去那种只问目标是否崇高，不计手段如何下作的价值评判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中国社会诚信观的全面缺失，与这种以所谓“远大目标”蒙人的价值评判模式长期盛行密切相关。

此事时隔经年，我的这篇质疑其实也已炮制多时，却始终不敢出笼，生怕得罪人啊！档案工作是为国家记忆托底的事业，如果不能对造假保持零容忍，则前景如何恐怕不用我废话。由此想来，沉默不是办法，必须发声，皆因兹事体大，不可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