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为一个写作爱好者，开始试着往报刊投稿开始，三十多年来我起码已同上百家报刊打过交道----上百只是个约数，现已无法准确统计，实际上应该只多不少----但这几天我认真想了想，在和这么多报刊打交道的过程中，时间或长或短的，除了作为作者和编者，我还曾经干过别的吗？没有。我很仔细地捋了又捋，别的事还真没干过。唯有一家是个例外，那就是《中国档案》杂志（如果加上报纸，还有一家《中国档案报》），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它们搞发行，称得上是一名编外打工者。

报刊发行的不景气，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显露端倪了，此后的情况愈演愈烈，随着全国报刊总数的日益增加，各家报刊的发行量却是日趋式微，有的简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发行量低到了几百、上千，特别是专业类、学术类期刊，几乎家家自危，少有例外。于是，怎样才能扩大影响，提高发行，成为报刊业的“生存第一难”。

档案报刊的情况稍好一些，因为有一支档案专业队伍的存在，虽然尚欠庞大，但基础稳固，基数可靠，其行业内的发行还不至于急转直下、一泄到底，日子过得差强人意，但同自己的过去相比，特别是《中国档案》，据说在最辉煌的年代，发行量曾经直逼10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我就是在全国报刊统统卷入发行大战的那段时间内，参与到《中国档案》在上海地区的发行工作中来的，荣幸地成为一名义务打工者。时间应该在1990年代的中后期吧。

作为一名基层档案工作者，在职责范围内增加一项为国家级档案报刊推广发行的任务，力所能及地再打一份工，应当说责无旁贷，但难度确实很大。按规定，发行这个事情我们虽然可以做，但不允许行政借力，更不可强行摊派，那是违规的。档案部门的人都是国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违规的事坚决不能干，也不会干，更干不了。我们能够为《中国档案》奉献的唯一利器，就是自己的这张嘴和这双腿，多说多跑，多宣传多走动而已，最后效果如何，只能凭人自愿。

在当时的部门领导的带领下，我们这样做虽然也有一些效果，但并不明显，尤其是订没订《中国档案》的究竟有哪些部门单位，我们完全不掌握，宣传推广往往无的放矢。也许人家已经订了，我们还在那里死缠烂打；也许人家没订，我们却疏而漏之。按现在的时尚语言，叫做信息严重不对称。

从1995年开始，上海邮政部门在党报党刊中推行一种叫“集订分送”的发行新方式，简单说来就是由邮政部门统一印制专指的报刊订阅单，由各单位组织力量进行宣传推广，销售款最后再回笼到邮局。这样做的好处是宣传指向明确，推广销售到位，彼此信息可以比较对称。说实话，在上海地区，只要你知道谁家档案部门还没订《中国档案》，拿着集订单找上门去，人家通常都会给面子的，不至于为了几十上百元小钱让你下不来台，只不过过去我们对订阅信息不掌握，指向不明，没法开展工作。

很快，我的一位同事王永炳就从邮政部门获知了这一做法，并把它带了回来，经局领导同意，我们从第二年开始，首先在上海所办的档案期刊中试行，效果果然不错，随后便在《中国档案》杂志和《中国档案报》的推广发行中铺开，从此年年照章行事，岁岁获益不浅。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前后两任局长的重视支持下，档案报刊的发行量年年递增，不仅《中国档案》在上海地区的发行量每年稳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头三甲，我们自办的刊物也是岁有所益，甚至拔得过上海地区期刊发行年增幅的头筹，跃上第一之宝座。

有了领导的支持、手段的创新，当然还需要人去干，需要有一批热心、热情、有敬业精神的人，来支撑起这片天空。所幸的是，我有一批这样的同事，在这不算很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随我一起，加入到了打工者的行列中，每年都从八九月份的发行季开始，不歇气地忙到第二年的四五月份，直到同邮局把当年的账结清为止。繁杂，琐碎，一丝不苟。年复一年，从无间断。不乏劳累，但也颇多享受。毕竟，能和国家级刊物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并非每个人的荣幸。以王永炳同志为首，他们始终默默无闻，在《中国档案》的表彰名单中从来没露过脸，也没参与过杂志社举办的任何活动（我也没有），甚至除了本局、本部门，几乎无人知道他们还打了这样一份工。坦白说，在咱们档案系统，找一群能写论文的作者并非难事，但要找一个能搞发行的打工者，却殊属不易！过去，我就是一名打工者，需要直接动手；而现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我已成长为包工头，只需动动嘴就行。再就是年年岁末，把顺利完成国家一报一刊在上海地区的发行任务，写进本部门的工作总结，续为来年新的打工目标。

值此《中国档案》创刊60周年之际，我在这里不惮啰唣，并非显摆，而是希望在我某一天退出职业生涯以后，还能有人像咱今天这样，继续开动脑筋，享受过程，为全国档案工作者共有的《中国档案》，卓有成效地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