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记文学与英雄书写

传记文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其中的若干篇什都标识这种文学体裁曾经达到的历史高度，数千年来闪耀着瑰丽的光芒。循此一脉间，由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开启的英雄崇拜，始终被高调继承，成为民族书写的突出亮点。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断言：“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永远会有英雄崇拜。”特别让人讶异的是，就连商业味十足的美国好莱坞，也被中国古典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所吸引，进而意念大动，灵感迸发，借助一向权属儿童的卡通外壳，完成的却是一部风靡全球的大制作。其开放的视野除了让我们意外，也为我们日渐钝化的艺术感觉扎扎实实地上了一课。姑且不论好莱坞这样做的商业目的，仅就其瀚海捞针般撷取的中国式形象类型，也不难看出，英雄主义叙事实在是人类自有文学活动以来，就一直被共同欣赏、强调和延续着的。向英雄看齐，无分西东。

命运的艰难和诡谲，催生人们与命运搏击并战而胜之的强烈渴望，而命运，也总是格外眷顾那些勇敢、智慧的生命个体。英雄主义于是伴随着人类的精神发育成长壮大。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和道德风尚，英雄主义为人类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体系提供骨骼，注入支撑，为强化执政者的既有地位，提升社会群体的精神等级，规范这个群体中前驱者的意志导向，输入了不竭的动源。当人们日益清晰和理性地意识到这一点时，审美层面上的英雄主义书写便成为最普遍的文学选择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度，英雄书写几乎就是传记文学的代名词；英雄主义书写更是渗透到文学的所有品种。公安文学当然也不例外。

和平年代的英雄书写，在公安这个准军事化群体中，可以找到最为切近的表达对象。这个行业所推崇的职业操守和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天然对接，有着全方位的互动。而借助传记体裁的便利，公安传记文学又可为“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提供最直观的阐释。一直以来，寻找和挖掘具有旗帜意义的英雄个体和英雄群体，始终是公安文学创作的共同目标，在由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和公安书刊社联合组织撰写的《警魂之光》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二、传记前辈，楷模后人

《警魂之光》是一部单点集合式的传记着作，传主有14位之多，作者亦超过了10人。这些被记录的传主，全部为退了休的老警察，清一色的无职无权。这固然是市公安局老干部处和公安书刊社联合创意策划的结果，但也突显出公安宽阔的文化情怀。在如今“人一走，茶就凉”，趋炎附势几成社会通病的背景下，让后人记住前辈，让前辈润泽晚生，而无任何利益驱动，这样的事，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沾手。官场文化尊奉的潜规则是，无利不起早。与其为迟暮的英雄、哪怕是昔日的领导歌功颂德，不如为现任的上司擦鞋拎包。《警魂之光》一书的面世，说大，是一种具有纪念性、经典性、持久性的政治交代，充满感恩的历史胸襟；说小，是一种关乎道德伦理的品质折射，映衬出文集组织者的干净与无私。“不要忘记老朋友”，曾经是周恩来临终时的叮嘱。掂一掂，倍感压手。它与无产阶级的另一位导师的警言警句异曲同工：忘记过去便意味着背叛。

如果继续细分，在《警魂之光》中亮相的老警察，分别具有三种不同的职业身份。其一为刑警，以打击犯罪为职守；其二为各专业岗位的公安人员，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宗旨；其三为领导，以运筹帷幄为使命。三者间当然会有很多交叉，尤其从骁勇的战斗员到睿智的指挥员，是许多老警察都曾经经历过的人生。

玩味整本书的选题架构，你会发现组织者在动用这笔德厚源远的人文资产时，是经过深入考量和盘算的。倒转的时空之轮一旦开启，“载道”、“征圣”的教化目标，便行驶在了不断增值的轨道上。

历史永远是传记创作最大的资源库。任何传主都必须、也只能在历史的平台上建功立业，更何况一群业已退休的老警察，他们都已把最辉煌的足迹镌刻在了过往的岁月中。其次，尽管公安有着高度统一的职业要求，但不同的警种和专业，仍然有着千差万别的工作形态。只有把选题的分布，有选择地插入到各个历史阶段，深入到不同警种与专业，我们才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历史，挖掘素材，提炼细节，再造或还原个性英雄。

写作当然是作家“个体行为”，但也不完全是其个人的。组织者的意念和诉求，会因为刻意的安排而影响到作家的劳动，渗透到作品的情感中去，进而外化为可以被读者感知的主题。

年过八旬的谷在坤和60出头的胡长枝，年龄错开了20岁，差不多等于两代人；一位是功勋卓着的侦查员，性别男，一位是家长里短的户籍警，性别女。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查员天生就是公安英雄的代言人，而男性，更似乎是警察的固有性别；户籍警则是被杂事琐事填满的百纳箱，况且还是个女的。但在出题的时候，组织者并没有倚轻倚重。他们希望塑造的，是充满阳光的个性警察，是哪怕脱离了外部象征也同样可以被深度发掘的内在品质，是能给读者带来明晰的精神路标和生活楷模的真实的人，和警种、性别无关。

同样的人选设计，从九旬老人黄石、一位刑侦理论的攻坚者，到长期坚守在信访一线的女警郁羚；从首创先敬礼后纠违和警民联系箱，而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共和国第一代公安分局长叶在钧，到“让死人开口说话”的退休法医张维贤……文集的策划者对入传人选的斟酌可谓用心良苦，以优选为先，以广选为辅，充分考虑到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代表性，以及他们的生平看点。他们所要完成的，是一个时代的警察镜像，而非鹤立鸡群的孤独一派；是浓泼淡抹皆相宜的英雄主义氛围，而非公式化的神。实践证明，多角度，宽视野，广覆盖，可以有效杜绝偏执化解读，避免按脸谱造型，防止英雄被概念和口号所伤。

传记文学的存在价值，按照胡适的话说，是用“模范人物的传记”，作为“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其终极目标，是让传主的生命形象和人格形象，在代际传承中走向永恒。但这样的目标靠传主本人是无法实现的，必须依赖于读者，首先依赖于读者的接受。有接受，才会有分享；有分享，才会有延续；有延续，才会有永恒和无限。而这一切，都源自组织者最初的创意和书写者完美的实施。

三、重笔彩绘人格神韵

毫无疑问，智勇双全必然是公安人物最重要的人格特征，也是读者最渴望从传主身上获得的精神享受。因此，即使挑选了部分卸任的领导入册，也没有哪位传记作者将笔墨游走于宦海浮沉，而是努力捕捉他们职业生涯中的传奇色彩。

张声华是所有传主中职务最高的，曾经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政声人去后”，探寻他的职业经历，完全有理由从“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切入，但作家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宁肯“嚼他人曾经嚼过的馍”，选择以往其他作家曾经选择过的路径，继续在他的“神探”履历中深雕细琢：

——当刑队副队长的时候，他带着铺盖卷沉入案发地，首创以手法而非案值串并的侦破思路，一举拿下四案；

——当刑侦总队长的时候，他远道奔赴血案发生地，不发指示不提要求不说套话空话，用嘶哑嗓音说的是：“先去看现场”；

——当市局副局长的时候，发案当天他两度亲临现场，直接切入对案情的分析推理，直至第二天擒获凶手……

缪国庆的写作，意在以“神韵”补“神探”之阙。一字之易，角度轻挪，氤氲更多人间烟火气，其韵其味，萦绕岁月深处。

与张声华齐名的，还有谷在坤和裘礼庭，三位一体，曾经赢得过上海刑侦“三剑客”的美誉。三位在本书中无一缺席。因为他们都曾代表过一个时代的公安高度。现实中，他们的每一次临场，都可能意味着一场心惊肉跳的恶仗，也分明昭示着解生民于倒悬的慰籍。

几十年的沙场征战，“三剑客”无不积累下丰富的侦破案例，似乎总也写不到尽头。但无休止地追寻这些破案故事，并非立传的全部。他们的生平、言论、行事，包括思想、情感、爱憎，都是储量丰富的矿藏，随着你的开掘而成长。成长不仅仅是青春期的专利，还是一个终生的过程和话题。

鲁兵在采访“三剑客”之一的谷在坤时，就带着这样一番刻意：

“20多年前，我采访过老谷，那时，他50多岁，一头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头丝清爽，格子西装，系着领带，皮鞋锃亮，可谓是标准的老克拉……

“虽然英雄迟暮，但老谷精神矍铄，眼睛有神，他指着一大纸箱笔记本（足有50多本）热情地说：“我们早已是老朋友了，需要什么，尽管问，所有的案子都在这些笔记本里。”他翻出24年前我写给他的信，见之让人感叹岁月如梭……，

“我没有马上直奔主题，而是先与老谷闲聊。老谷穿着一件格子衬衣，不时用格子手帕擦擦鼻子，头发已然花白，但却梳理得整齐美观，还是那么儒雅，那么潇洒。

“斜阳下那白发萧然、黑斑点点的面容，透出一种洗尽铅华的宁静和沧桑之美。如网的皱纹像一部复杂难解的侦探书，写满了曲折离奇的情节和人世善恶的沧桑，需晚辈用心灵去细读、去憬悟。”

这荡开的一笔，看似闲逸，内在的信息量实则丰富。其中有作家与老人20多年的友情续断，有50多本笔记本折射出的侦查员特有的细腻精致，特别是作家反复提到的“格子西装”、“格子衬衫”，以及老人开朗豁达的性格流露，从外形和举止的勾勒上，突破了我们对公安英雄的程式化想象，让我们在一瞬间也与这位“老克勒”式的个性老人贴得很近。

成功的传记写作离不开对人物个性的精准刻画和细节捕捉。大堆的素材靠它激活，纷乱的头绪靠它耙梳；还有情节，精彩的故事情节必须由人物性格的发展来带动。写人，写富于个性的人，而不是沉迷于纯粹的案情，满足于骇人听闻的猎奇。一部传记作品如果见事不见人，功败垂成几乎毫无悬念。

有道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商品交易如此，岁序更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三剑客”之一的裘礼庭，用几十年的历练操守，完成了这样一番对比：解放前，老百姓吓唬小孩说，穿黑衣服的警察来了；解放后，老百姓管我们叫人民警察……“人民”二字，让老人陶醉了大半辈子，也自励自强了大半辈子，无形中成就了这位“没有勋章的名探”。无怪乎刘迪在完成了他的人生速写后，禁不住慨叹：

“在时代的浪潮里，大部分人是沙子，有些人却历练成了坚硬的礁石，在风浪中，有时沉没，有时浮起，但却凭借对岸的执着，植根大地，风云守道，坚持信仰，与时代同荣共辱，对人民、对亲人充满挚爱。这就是一位人民警察的博大情怀！”

坚硬、坚定、坚守、坚信……并非作家的笔墨可以率性涂饰，而是拜传主之所赐，生就礁石一块。

赞歌和战歌的刚性情调一统于此。它事实上也是包括“三剑客”在内的14篇传记所咏叹的总基调。

四、且将“金针”度人

传记作品并非教科书，不需要承担传授技艺的责任，但是，总需要“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胡适语）吧？一部只讲结果而不及过程的传记，是只把绣好的鸳鸯给人看，而不是金针度人。这就失掉了传记的教育意义。而能把金针度人，使读者“尚友其人”的传记上品，按胡适的标准，非此三者莫属：“最有趣味”、“最能说老实话”、“最可以激励青年人立志向上”。

能将“名探”们的破案故事写到起承转合、过程完整，在《警魂之光》中似乎并不鲜见，作家们不论名气大小，几乎无不具此能耐。这里需要另提一笔的，是内在于过程背后的功力才艺。也就是说，能不能让读者对传主萌生如友之情，凭的不仅是给人看“鸳鸯”，还要向人亮“金针”；“金针”之属，不仅包含“载道”之圣，还须身怀“术数”之长。

以李动为例，他的娓娓道来，从容不迫，给人以流畅、丰润、细腻的阅读享受，哪怕玄机四伏的骇人场所，他也可以不疾不徐，信步穿越。他的写人记事，能带给人强烈的现场感；状景观物，又立体到与人物合二为一。他的代入式的“抒情插入”，尤其具有李氏风格，虽然烙满作家的主观想象，但和传主彼时的境况高度吻合，读来严丝合缝，浑然一体。

童孟侯的笔墨，则是另一番意境。善以口语入文，是他的得意之处，行文之间，亦庄亦谐，趣味横生。写人物时，他可以瞬间拉近读者与文本的距离，扫除了许多让人望而生畏的阅读障碍，堪称作家中“以人为本”、“以中老年为本”、“以中老年妇女为本”的忠实执行者。

让我稍感意外的是，林楣的书面语言也贯穿了口语之风，洋溢着明快诙谐的节奏感，不枝不蔓，利落爽快。那种经过提炼的短句型口语，特别接地气，全无一般女性写作者的文艺腔。

在我看来，能不能把冗长的书面语肢解、截短，是考验修辞的第一道门槛；也几乎就是考验一个人语言前途、乃至写作前途的第一道门槛。

面对张竹这样一位公安老校长、老教育专家，文集组织者专门安排了一位老作家操刀上阵，堪称相得益彰。陆幸生的文笔老道洗练，善思明断，字里行间透出一股硬朗之气，兼具哲理的明晰通透。

孙建伟“借用大事记的叙事条目进入郁羚的信访故事”，其聪明之处不仅在于巧用了一种叙事结构，而是真正把信访的一地鸡毛，写成了大事要事，写出了视百姓为天的一种理想主义执政观。

以结构巧解书写难题的，还有方培笔下的胡长枝。传主的自述和作者的旁白，轮替出场，矫揉组合，其夹叙夹议的互动方式，具有纪录片式的画面感。

巧合的是，需要在结构上煞费周章的，两位传主都是女性，从事的工作一为信访，一为社区。至少从表相上看，这样的公安专业未免婆婆妈妈，很难彰显英雄气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两位作家小技略施，螓首蛾眉下的巾帼本色顿时逼退须眉。

还有章慧敏的绵柔缱绻、范晋川的淡定稳健、曹国柱的质朴沉着，也都是各擅胜场。正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奥妙不同。莫言曾经放言，他的小说常用字不超过区区3500个，但其中的吊诡奇魅却汪洋恣肆，独步昆仑之巅。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文学观，也是这部传书中许多作家一致的雅好，生生照亮了一群杰出警察的肖像走廊。

世界各国都有警察，警察制度是所有文明国家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人民乃父母，稳定是天职”。听命于国家，服务于人民，不仅是中国警察的最大政治，也是全世界警察的共同使命。这就决定了传记文学范畴内的中国警察，必须以正能量出现，必须以歌颂为基调。这是本书的亮点，也是难点。毋庸讳言，由于取向单一，传主类型单一，难免会使写作受到制约，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得不有所紧缩。但是，生活的土壤毕竟肥沃，人性的饱满何尝式微，如果我们的采访再投入些，观念再打开些，消化多种审美元素的胃口再强力些，突破并非没有可能，即使在单一价值取向的规定下，作品的重复感和单调感也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克服。

托马斯·卡莱尔曾经亟言：“社会是建立在英雄崇拜的基础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言不谬。我们正是追慕并追随着大大小小的各路英雄，怀揣英雄主义情结，从历史的昨天走到今天。无论是在岁月的巷道里寻找，或者在现实的界面中发现，英雄书写都是为满足这样的社会需求而提供的文化反哺，有大德存焉。

注：《警魂之光》由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和公安书刊社联合编辑，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