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是一艘货船改装的客货轮。（翻拍自“寻找‘太平轮’”纪录片中模型）

“太平轮”的目的地----基隆港

与“太平轮”相撞的“建元轮”是1919年在挪威建造的货轮

叶伦明是“太平轮”幸存者之一，现定居香港。这是他赴日本旅行的留影

一、对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的世事沧桑、人间悲情究竟还有多少

“太平轮”的故事在我们的上一辈和更上一辈的口碑中，或许已经流传过了，并且很可能流传过很久，以致终于噤声不再流传。可是在我们的记忆储存中，它却是一个空白。当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恍悟到这个空白的存在时，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很空很空。对于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的世事沧桑、人间悲情究竟还有多少，我们读了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辈子的书，为什么总是会有空白将心窗蒙蔽？为什么总是会有意外在暗影下曝光？仅仅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勤奋吗？

2009年。岁末。台北。一股强劲的寒潮正打这里路过。我，一个和这股寒潮同样来去匆匆的过路客，在位于敦化南路一段的诚品书店二楼，在因为湿冷的浸润而显得晕黄暧昧的灯光下，被近现代书柜中一本本揭秘“太平轮”事件的着述和档案文献所吸引，埋首其中，久久不愿抬头，混不觉冬夜在窗外冷雨的敲打下愈走愈深……

作为一个符号，沉没于1912年北大西洋上的“泰坦尼克号”曾被人们反复抽象，一再征用，藉以象征非战争因素下的海难事件。近百年来，能够被这个符号所指代的海难，无一不浸透了血泪，规模超级惨烈。

非常不幸，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两艘中国海轮，先后被“泰坦尼克”这个来自西方世界的魔咒所绑定，万劫而不复。这两艘海轮，均自东方大港上海起碇，最终驶往了饮恨终天的不归路。

两艘罹难海轮，一艘是“江亚”轮，上海人多少还记得一点它朦胧的身影；另一艘是“太平”轮，六十多年后的黄浦滩头几乎已无人知晓。有关它的故事，只有在上海市档案馆的库房里，还能找到些许支离破碎的记忆残片。

由于音译的不同，被大陆称为“泰坦尼克”号的那艘豪华邮轮，在海峡彼岸被唤作了“铁达尼”号。参照两地版本各异的文献和档案，一段东方“铁达尼号”的悲情往事，在我的思绪中被一点点拼接成型。

二、太平轮，为一个亡命天涯的王朝积谷搬仓

“太平轮”是一艘载重2050吨的客货轮，原属太平船坞公司，二战期间主要用于运输，功能单一，虽出没于抗战的炮火硝烟，却终得全身，安然而退。其恶运始于1948年7月14日。这一天，它被上海中联企业有限公司以每月七千美元的代价，从太平船坞公司租赁过来，第二天便转身承担起上海与台湾基隆之间的往返交通。

1948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解放战争，进入了由战略反攻转入战略决战的阶段。从当年9月12日开始，至次年1月31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告捷，短短四个多月时间内，国军近二百万主力精锐土崩瓦解，悉数被歼，中国大势至此已不再有任何悬念。

从“太平轮”被租赁的那一刻起，它的命运其实已在冥冥中被注定。与其说它是一艘沪台之间的交通轮，不如说它是为国民党亡命天涯殉葬的逃难轮。

中联公司是由周曹裔、龚圣治、周庆云等六位宁波籍股东合资组建的股份制企业，1944年3月23日在浙江龙泉县注册成立，1946年5月1日迁址上海四川中路549号。当下正走红台湾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也是股东之一。在“太平轮”之前公司麾下已有两艘商船往返于上海、基隆之间，一艘是澳洲制造的“华联轮”，另一艘是加拿大制造的“安联轮”。此外，当时往返沪台的还有中兴轮船公司的“中兴轮”、“景兴轮”、“昌兴轮”等十数条大船，以及海鹰轮船公司往返上海、基隆、高雄的“海鹰轮”、“海牛轮”、“海羊轮”、“海马轮”、“海球轮”。还有复兴航业、中国航运等多家公司的船只，也被国民党征用为军用运输船，穿梭于海峡两岸。相比之下，这些公司的规模和船的吨位都在中联之上。

从1948年7月15日正式改变航路，到此后的半年时间内，“太平轮“除9月间曾北航葫芦岛，一度为辽沈战场上的国军输送补给和撤运伤兵外，其余时间均奔波于沪台之间，前后已开行了三十四个班次。

和“太平轮”一样，此时忙碌在台海之间的所有轮船，无论军用民用，都在为一个即将覆灭的王朝落荒孤岛搬仓积谷、囤金储银。鼎盛时，基隆港一天涌入的舰船多达五十五艘。因为码头泊位爆满而靠不了岸的事也时有发生，一些后台不硬、无权无势的民船只好打道回府。

故宫的国宝、中央银行的黄金，都从那一年的秋冬开始，分批装运台湾。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当时国民党监察院的秘密报告显示，单黄金部分，就有三百九十万盎司被送到台湾，共计美金五亿元。这些黄金，被放置在台湾北部山区的金库里。除了财宝，还有各色人等，政要富贾、名流精英，也一批批挤满东去的船舱。事后统计，仅1949年，小小台岛就骤然涌入残兵败将六十万人，家眷难民七十万人，而从1946年到1952年，先后登陆的总人数达二百万人，与岛上六百万原住民达到了1：3。

“太平轮”的第三十五个班次启航于1949年1月27日。这是它踏上亡命之旅的最后一个班次。

三、莫怪超载，若遂了蒋总统的意愿恨不能把偌大一个家天下统统带走

一票难求。真正是一票难求啊！

1月27日，时间已交农历年关，从上海开往基隆的航班，春节前只剩下“太平轮”一家了，坊间不免趋之若鹜。自从将货运改回客货两用，“太平轮”恢复了船上的客舱，分为特等、二等、三等（无一等）多级舱位，可供应有效船票508张。然而，以区区此数应对汹涌的逃难潮，显然杯水车薪，票价于是暴涨。据当时还没来得及成名的李敖在成为着名作家后回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当’，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

为什么要“客串银元黄牛”？这得归功于蒋大公子经国1948年强力推行的金融币制改革，将黄金白银统统搜刮充公，禁止流通。李敖爸爸在生前日记中曾有分解，“购船票必须金圆券”，因而不得不“同敖儿去河南南路换金圆券，等同于银元小贩，在弄堂内石阶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券，共换得四亿多”。（见《1949大撤退》P288，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第四版）

四亿多金圆券，简直天文数字啊！够干什么？李敖爸爸继续分解：“购二等票二张，三等票全票三张、半票三张，共用去四亿三千多万。”拢共八张票，平均每张超过五千万，而且必须随兑随花，耽搁不得，不然到了第二天迅速缩水。幸亏李敖父子当时坐的是“中兴轮”、而非“太平轮”……

行情如此看好，黑市自然猖獗。虽然“太平轮”的有效船票早已售罄，并且超额，达562张，但凭人情关系，加上足够的真金白银，大量的无票乘客仍然得以登船。路道粗的人，甚至拿张公司高层的名片也能上船。据事后中联公司在上海地方法院的证词表明，包括“太平轮”本身一百二十四名船员，加上无票的“黑客”，以及有票者携带的小孩家眷，总人数超千人之上。法院因此而称“太平轮”“向来是超载累犯”。

多难之秋，有超载恶习的又岂止“太平轮”一家。海峡之上，无船不满，无轮不超。若遂了蒋大总统的意愿，恨不能把整个中国、把偌大一个家天下都掖在裤腰带上带走才好。

一次不折不扣的大溃逃，大流亡，在台湾骚人墨客的笔下却变成了相当中性的三个字：大迁徙。狼狈无奈的被动色彩，顿形弱化。

除了搭客，还要载货。有往来行商为台北迪化街商铺准备的南北货、中药材，有铁丝、洋钉、小五金。你打你的仗，我做我的买卖，任何时候商人的心态都是最执着的，永远围着利益转。北京永宝斋的玉器、古董，上海小儿科名医徐小圃珍藏的名人字画，甚至有传言说从故宫流散的怀素的字也在船上。《东南日报》社全套的印刷设备，以及油墨、白报纸、资料，统统不忍割舍，重达一百多吨。还有政府机关堆积如山的公文案牍，光国民党党史资料就装了一百八十箱，中央银行秘书处、国库局的档案也装了十八大箱，每个箱子要用八个壮汉才抬得动。据称船上还装了银洋二百多箱，也是中央银行的，每箱价值五千元，总计一百多万元。工商老板也不含糊，好多信用状、保险册、债权债务表，最怕兵燹烟火，必须与主人随行。另据《新闻报》载，船上“尚有陈果夫氏别克轿车一辆，车夫一人“；最糟糕的是，许多现存史料均揭露，此次航班还载有钢材六百吨……

“太平轮”最初拟定的开航时间是26日。当时往基隆跑一趟，大致需要二天三夜六十个小时左右，26日起航，尚可在年前抵台，所以是比较合理的。但非常时期，人算不如天算，“太平轮”突然改口，把开船时间推延到了27日上午十点。这个时间哪怕准点开船，到达目的地也将是大年初一的晚上了。然而真到了时间，虽然乘客们早已登船，一部分26日上船的旅客甚至已经留宿了一夜，“太平轮”仍然没有兑现承诺。事后，一位名叫卢超的罹难者家属告诉法庭，27日上午他送侄子卢兆雄上船，去台湾念书，但中午接到侄子电话，说船还没开，肚子饿得吃不消，让他赶紧送吃的去。待他拎着点心和水果赶到码头，才知道开船时间已改成下午二点。“只见船上甲板已与码头齐平，以前我上船时须由梯子上船，而此次竟举足即可踏上”。（见上档Q185-3-23594  1-P62，1949年4月6日）

说话间二点已到，但仍然不见有起航迹象，码头上的卷扬机和搬运工，还在来来回回地倒腾，把成箱成捆的货物往船舱里塞。

“太平轮”的吃水线眼看着没入了浊黄的水面以下，看不到了。

一位施姓女子显然是难得的清醒者之一，她在躲过这场灭顶之灾后告诉记者，当时她已看出船只明显倾斜，超载严重，她很害怕，临时决定不上船了，以后再想办法走吧，当场就把船票退了。

国民党着名将领、时任台湾陆军副总司令的孙立人的堂妹孙敬婉，原本已和姐姐一起从南京赶到上海，想尽办法买到了这趟船票，然而是日姐妹俩途经外滩赶往十六铺码头时，恰巧遇到了孙立人的副官潘申庆。潘副官盛邀二人随其同行。姐妹俩起先还保持着闺秀的矜持不予考虑，但一转眼看到码头上人挤人的嘈杂场面，想到比眼前的场景更为不堪的海上艰辛就在前面等着自己，姐妹俩迟疑了，军方所能提供的便利太过诱人。终于，一向自命清高藐视权贵的两位新女性向现实低头，顺势退掉船票，随潘而去，无意中躲过了天大的一劫。

对于超载事实，中联公司最初拒不认账，其董事兼副总经理马斯才在法庭上宣称：“‘太平轮’当天载重二千零九十三吨（超载仅四十三吨），其中货物载重一千四百零九吨，货物中含‘重量货’、即钢条不到二百吨，船行驶时吃水前十四.〇二尺，后十六.一〇尺，各尚有一尺富裕。”（上档案卷Q185－3－23594  1；Q6－1－4379－P82）但据民国三十八年（1949）二月一日《大公报》公开披露的事实却是：“载重逾额的‘太平轮’原定二十六日启程，因装载钢条六百吨，延到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多才开。当这批钢条装了一百五十吨时，船长即声明已足额，但因公司当局已收了六百吨的运费，故只得照装。既误船期，又逾载重额。”（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Q185-3-23594）

直到下午四点十八分，让人等得肚肠发痒的“太平轮”终于“呜－呜－”长鸣两声，缓缓驶离了黄浦江码头。

四、蒋家王朝的航船上贫富从来不曾共渡

1949年1月27日，是为农历戊子年小年夜，再迈过一个昼夜的门槛就是乙丑新年了。终于脱离了兵家必争之地的船上各色人等，免不了款款地舒出一口长气，紧紧张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许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船上是没有穷人的，穷人买不起这趟船的船票，穷人也没有可以凭一张名片登船的关系户。穷人只能旱地拔葱，土里刨食，被动地等待着共产党来解黎民于倒悬，没有资格亲近这片浩淼的浊黄。许多南北方人士都想当然地以为，是海水必定蔚蓝。偏偏东海不是！舟山群岛以西的东海海域，蓄满长江、钱塘江从内陆带来的大量泥沙，从来就不曾蔚蓝过。

然而东海海水的肥腴却毫不逊色于南北诸海，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水产丰美，品质超群，而且养育了江南密集的人口，造就了富甲一方的长江三角洲。

“太平轮”上于是有钱人云集也就不奇怪了。

国民党大陆惨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把富人当成了它的社会基础，而把穷人踩在了脚后跟，造成了贫富之间的严重对立。这也许就是蒋家王朝的航船上贫富从来不曾同船共渡的根由了吧。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数十万国军遭百姓坚壁清野、粮尽炊绝，不正是对这个王朝漠视民生的反动？

穷家富路----穷家尚且富路，遑论富户。尽管当日晴空万里，但“太平轮”启程向晚，不消多时，冬日的天光已经由白亮转为灰白，再转为藏青，转为黢黑。该是倦鸟知归，炊烟缭绕的时辰了。船上挤虽挤矣，可乘客们不俗的生活品质，在这兵荒马乱之时依然显露无疑。本次航班上的乘客，颇有一些是把全部家当变现成金银珠宝，然后腰间缠满大把的金条上船的。他们中有人嫌船上的卧具不洁，也不够保暖，于是换上自带的丝绵被、皮褥子；有人打开了凯司令的奶油蛋糕和精致的西式小点心；还有酒，飘逸着酱香型浓香型果香型醇香型各种型制的白酒的香氛，和着卤味的鲜美、咖啡的浓冽，氤氲在一间间船舱。

对付旅行途中的寂寥，常年走南闯北的船员们当然更有经验。“太平轮”管事顾宗宝在上船之前就已列出采买清单，一宗一宗地落实到位：玛其林、咖啡、茶叶、培根、鲨鱼、目鱼、黄鱼鲞、鳗鲞、海参、海蜇皮、干贝、鲜咸鸭蛋、猪牛羊各种肉类、火腿、冬笋、香菇、木耳、大头青蟹、白酒黄酒葡萄酒、汽水卷烟香瓜子……真是琳琅满目，一派升平气象，过年的喜庆氛围毫不逊色于陆地。太平轮出事后，顾宗宝之父顾右春拿着儿子遗留在家中的这份清单，向中联公司索要儿子垫付的采买款。

为了赶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一月五日新发布的水上宵禁令所限定的时间----每日下午六时至翌日上午六时----之前赶出吴淞口，以免被沿途设卡的军警发现阻截，“太平轮”开足马力，加大航速；并且不开灯，不鸣笛，取近道，走捷径，左趟右拐，在无形的水面上匆匆画出了一条非正规的航路。如此一来果然奏效，天黑以后，轮船已抵近吴淞口，眼前的水面变得越来越开阔无垠。老天爷对延时超载的“太平轮”很是眷顾，似乎有意助它一程，但更似乎是一次骄纵、一个讽刺。当晚的海象极佳，晴空万里，星斗满天，海面风平浪静、波澜不兴，远处间或还能看到点点渔火。于是太平轮益发麻木放任，保持大马力高速度，继续快马加鞭、昂首挺进。

整整忙碌了大半天，饥肠辘辘的大副二副丢开轮舵，径自交班宵夜，然而事实上，据事后脱险的“太平轮”厨师张顺来留在法院的初审口供显示，（卷号Q185－3－23594－P3）理应接班的三副其时并未到岗，驾驶舱轮空，为灾变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复审时张顺来翻供，一概推脱“不知情”。鉴于当事人俱已死亡，法庭调查无法继续）----大副二副交班后来到船舱，领导带头，与民同娱同乐。密闭的钢铁空间里烟雾弥漫，酗酒猜拳打牌的嚣叫声和着搓麻的哗哗声，此起彼伏。后来有人因此而厉言指责“太平轮”的船员们草菅人命，弃责渎职，相继脱离工作岗位饮酒作乐，罔顾航规，是出事的根源所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包括船长斯时也不知去了哪里，出事时驾驶舱内竟然无人职守。

夜深以后，“太平轮”已经把吴淞口远远抛在了身后，进入了长江口外三十余海里处（离上海约七十海里）的舟山群岛海域，眼前即穿行在白（半）洋山、白节山、三星山三座岛屿之间的航道上。舟山群岛共有大小岛屿1390座，水域面积22200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1440平方公里。此处航道曲折，视野不良，水深湍急，一旦有事，救助相当困难。

超载、高速、贪婪、懈怠、放纵，各种毁人于一旦的因素交相作用于这片小小的海上陆地，茫茫寰宇之内，“太平轮”已经走到了天地尽头，大限的一刻终将来临。十一点四十五分，当行色匆匆的“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大戢洋面“白吉”灯塔附近（北纬30度25分、东经122度）时，竟稀里糊涂拦腰撞上了迎面驶来的“建元轮”……

五、迎面来了一艘灯火通明的船都看不到

“建元轮此”刻正从基隆匆匆赶往上海，船上装的是上海人必需的两样东西：煤炭和木材，载货量超过2000吨。“建元轮”是一艘货船，不载旅客，但有船员72人（台湾方面的说法是120人），属于建新航业公司，委托益祥公司代理，乃荣氏家族产业。毕竟马上就是大年三十了，抵沪以后还要卸载，水手们同样思归心切，走得自然也急。它当然不曾预料到，漆黑的大海上会不见任何征兆地被人拦腰撞上。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十日出版的《轮机月刊》发表评论文章，义愤填膺地抨击道：“‘太平轮’连桅杆上的信号灯也未燃点，以至成直角（与“建元轮”）互撞。一句话，真是太疏忽了。轮船航行时，驾驶台上应有指挥人员（指“太平轮”），如果他们还在执行职务，无论如何，总不致迎面来了一艘灯火通明的船都看不到。”

“一艘灯火通明的船”。一句话，八个字，为同样匆匆赶路的“建元轮”撇清了干系。撇不清干系的，是那艘黑灯瞎火、不守规矩、集各种毁灭因子于一身的“太平轮”。

呈丁字型的撞击据称不算太猛烈，并没有地动山摇的骇人场面发生，“太平轮”上一些早早入睡的乘客甚至没有被撞醒。这就像当年的“泰坦尼克号”，巨大的冰山也不过是轻轻擦过了它的右舷，感觉也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也有大量的乘客并未从睡梦中惊醒，然而灾难还是发生了。为什么？对其中的玄机始终穷追猛打的英国人直到1990年代才搞清，“泰坦尼克号”的船用钢板是经受住了考验的，问题出在对钢板进行衔接的铆钉上。在外力的冲击下，铆钉的强度不够，首先折断，钢板与钢板于是开裂，分离，汹涌的海水直灌而入……

中国的“建元轮”和“太平轮”没有“泰坦尼克号”的幸运，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搞清它俩互撞的准确部位在哪里，弄不明白它俩究竟哪些地方受损被毁，导致两艘轮船先后沉没的终极原因究竟是什么----同样的情况在“太平轮”失事一个半月前爆炸沉没的“江亚轮”上已经发生过，三千多条无辜的生命沉冤海底，同样换不回一个准确的教训----东方式的思维方式，出了事，至多追究到责任的层面，然后抒发一点悲伧、缅怀之情，仅此而已。至于原因，特别是精细到具体点位的追溯，以及防患于未然的改进杜绝，则难见深入。更不见英国佬似的穷追猛打，一百年不松劲。

后人看到的只有结果。后人依然按照结果－责任的思维模式走路。其明证之一，六十年后中华大地上频发的矿难照样拷贝着历史的思维模式。毕竟都是中国人，无关政体，海峡两岸在这一点上惊人的一致。

被人撞坏了腰脊的“建元轮”首先撑不住了。仅仅五分钟后，它便开始下沉，顷刻之际已被海水吞没。全船七十二名员工，只有二人最后获救。

“太平轮”的状况稍好，最初还看不出太大的异样，茶房甚至安慰旅客，“建元轮”已经下沉，我们没事，大家不必惊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暗夜中，“太平轮”惶惶发出求救电报，随即向右转舵，试图自救。此处水深，不利救助，它必须挣扎向前，再行几海里抵近附近岛屿，然后冲滩搁浅，才可能摆脱危局。奈何船体本已因严重超载而倾斜、老天爷亦无能再为其腾手更多时间，踉踉跄跄走出大约十几、二十来分钟，就再也承受不住从舱底不断涌入的海水，首先是船首右部沉入水中，然后是右侧后舱，旋即是整个船体，轰然一声掀起一个巨大的漩涡，把甲板上密密麻麻的求生者席卷一空……

轮船灭顶的那一瞬间，有目击者说，原先声嘶力竭的哭喊声、呼救声、惨叫声，突然全部消失，漆黑的海面上死一般沉寂……

六、永远到不了基隆的东方“铁达尼号”

据官方报告，“太平轮”生还者仅三十六人，其余全部罹难。罹难人众的准确数字六十多年来始终没搞清。有的说近千人，也有说上千人，还有说一千多人……

国防部参谋葛克少校是侥幸生还的“太平轮”罹难者之一，时年三十四岁，但其妻子和三个孩子全部遇难。最令葛克深恶痛绝的，就是“太平轮”的延时和超载，如果这两条违规行为有一条得到遏制，“太平轮”准点起航或体量变轻，它就不会和“建元轮”相撞，即使撞上了，也不至于下沉得如此之快。作为“太平轮”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他的证词至今仍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的库房里：（上档Q185－3－23594  1－P58）

……（我）携了妻儿登上甲板，那时下舱已有水浸入，只见两只救生艇上挤满了人，可是船上并没有一个船员把救生艇解绳入海。我们立在烟筒左侧，船向右边倾倒，不一会功夫我觉得脚下冰冷，怀里的两个孩子与紧挽着手臂的妻与幼儿不知何时冲散了。我立即把皮鞋脱去，手枪丢掉，抓住水面上一只木箱，是时有风浪，不能随心所欲，木箱亦因进水而下沉，适有一块木板，上面坐有三个人，我即弃箱就木。这样随着海浪漂流，直到天亮七点钟才有一艘外国轮船把我们救起……

后来得知，那艘外轮是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Warramcunga）。生还者中有三十五人获救于这艘军舰。

还需要添加一笔的是，葛克少校后来续弦袁世凯的孙女袁家姞，再得金童玉女一双，女儿葛蕾长大后出落成台湾地区的演艺明星。

据台湾出版的一部名为《“太平轮”一九四九》的纪实报告载，至少到2005年，“太平轮”上的另一位生还者叶伦明，还以88岁高龄健康地生活在香港，并且经常参加脚踏车、游泳、慢跑铁人三项比赛，是港岛知名度很高的马拉松选手，拍摄过许多公益广告。

叶伦明是趴在一只木桶上活过来的，次日一早幸遇“华尔蒙哥号”军舰，被搭救上船后径直送回了上海。两岸隔绝后叶与在台湾的妻子、兄弟断了音讯，直到1980年大陆改革开放才获准去香港定居。居港期间靠手工缝制一些床单、蚊帐等床上用品出售谋生。也许是“太平轮”上的生死涅盘超度了他的体魄，几十年来他从未看过医生。1993年他曾参加过连续长跑29小时的马拉松决赛，并获得冠军。

一想到那些被大海吞噬的生命，“不停步的老马”叶伦明说，他就会有一股动力，“要努力留住呼吸与生命的感觉”。

在上海市档案馆的馆藏中，我还读到一位名叫周侣云的交通大学肄业女生，在渡过劫波后写给她台湾父母的信：（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Q185－3－23594 2－P34）

亲爱的父母亲：

此信到时，想你们定已收到电报了，关于我死而复生的消息将怎样使得你们高兴啊！……建元完全沉没后，我们的船已根本无法前进了，后舱已充满了水。功哥（指她的同学叶以功）说，我们得赶快准备，于是抢了两件救生衣，他先自己穿好后，我们一起挤上救生小船。我不会穿，于是他给我穿好，他教我要竭力镇定，并教我下水后不要慌而乱跑，用两只脚好好的打水。他自己是会游水的。船上的人因为慌了，大家都挤在救生船上，船主毫不管事，结果救生船并未放下水，等到船已万分倾斜的时候，救生船还尚未放下水，绳子用刀也割不动。一会儿，我们觉得下脚全是水，忽然水到半身，再忽然船就完全沉下去了。

起先，我的手还和我功哥牵在一起，但是一阵海水涌上来，大家失去知觉，我只觉得身体往下沉，水从耳边滑过，还可以听见水从耳边滑过的呼呼声音，好像身体被夹在什么东西里，水不断往嘴、鼻、耳里进入肚子，我一时想着什么都完了。但是我感觉得在海水里淹死太难受了，我觉得这样死太不值得，我宁愿死在炮火里或实验室里，我还想到你们将如何发急。奇怪得很，我淹在水里，脑筋一直很清楚，很镇静……我忽然想起功哥教我怎样浮出海面，我真的用两脚不断好好地划水。说也奇怪，人便真的渐渐向上腾了。浮出了海面，我便想我是得救了。抓住一块木板，但是木板太轻又沉下去了，又抓了些死尸，还是不行。结果不知怎的，被冲近一个大方木块，有四五个人坐在上面哼，我抓住一个铁柄子，但是力气又用尽了，而且棉袍子浸在水里太重，无论如何爬不上去。我拼命向那几个人呼救，他们毫不理睬，一来他们的力气也用尽了，二来方木块上人坐多了，容易下沉。我叫了好久以后，才有一个人肯拉我一把，总算爬上去了。……这时我才开始觉得冷，浑身打抖。直挨到翌晨七时许，才有一艘英舰来救……下午两点钟，到了吴淞口……船到码头时，看到功哥的父亲走来，他要哭了，但我有什么办法安慰他呢？我们两只船上那么多人，仅卅八人（原文如此----作者注）获救……

叶舅把我送到交大就回去了。现在我眼睛一闭上，就觉得身体漂浮在水里，渐渐往下沉，往下沉，我想一定是上天不允许我去台湾的……。

上天不允许去往台湾的，还有中国人自己的东方“铁达尼号”。

七、在宏大的历史流程中，公众人物是后人的记忆座标

说罢了生者，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眼太平轮上的死者。可以说，“太平轮”事件之所以在海峡彼岸长期纠结人心，成为在朝在野各界挥之不去的梦魇，国民党陆军上将白崇禧之子白先勇还以之为背景写出了小说《谪仙记》（吴宇森导演2008年也曾宣布要拍摄“太平轮”故事《1949》，后放弃），同这些不幸罹难的冤魂密切相关。然而恰恰由于同样的原因，在此岸，它却讳莫如深，被人轻描淡写到几近于无，更不曾被作为一起单纯的海难来追忆。譬如已故着名导演谢晋根据《谪仙记》改编拍摄的电影《最后的贵族》，太平轮事件就被推向了背景之背景，埋伏得很深，一般受众对故事原型、小说原着，以及电影改编之间的关系根本摸不着头脑。同宗同祖的海峡两岸中国人，对待同一起历史事件的态度反差如此鲜明，不能不让人唏嘘浩叹。

因为不幸，因而有幸进入历史的太平轮人物不可能很多----

军政要员有：国民党山西省主席邱仰浚及其一家，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徐箴及其一家，蒋经国留苏时期的同窗好友俞寄虞，国民党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之子，国民党台湾陆军训练部司令教官齐杰臣之家眷五人，袁世凯之孙袁家艺，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东南日报》社社长陆淑影与其先生，曾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海南岛日军投降的驻岛司令王毅将军，国民党天津市市长之子、《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

公务人员有：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调台职员三十多人，中央银行押运员六人，淡水合作社负责鱼苗放流的工作人员十三人，邮电局职员……

商贾名人有：台湾清真寺创办人、永宝斋老板、翡翠巨子常子春的子女家属十一人，台湾樟脑产业第一人吴禄生，香港已故女首富龚如心的父亲，林月华早年成功的富商爸爸，着名棒球评论家张昭雄之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编辑及家人若干，香港《工商日报》记者，等等，等等。

着名美籍华裔刑案鉴识专家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也在太平轮事件中不幸遇难。那年李昌钰还不到十岁。李浩民原籍江苏如皋，据说那时的如皋县有一半土地是李家的产业。李父还从事石油等买卖，是一位十分成功的富商。李昌钰曾经在自传中描述，家中常有食客上百人进出。太平轮失事后，李昌钰追忆自己的母亲李王岸佛曾专门雇飞机前往水域上空寻找，但“仅见黑色燃油漂浮水面，其他毫无漂流物或遇难乘客踪迹可寻”。（上档案卷Q6－1－4379）李浩民遇难后，李氏一族家道逐渐中落。

知名与否对逝者其实毫无价值，无所谓幸与不幸；相比较数量众多的无名之辈，在宏大的历史流程中，公众人物更有理由成为后人的记忆坐标。

向“太平轮”落难旅客伸出援救之手的，除了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还有失事海域附近的舟山群岛渔民。世居岱山岛的渔民姜思章那年十三岁，小年夜当晚出海捕鱼的父亲彻夜未归，正当全家人提心吊胆地捱过一夜一天之后，父亲终于在除夕夜驾船返回。进门后父亲说，返航途中正逢“太平轮”失事，他与大伙合力救起数人。天冷，船上无多余的御寒衣物，他们只能让生还者脱下湿衣钻进渔民的棉被保暖，然后将他们送往附近岛屿，交“有关单位”处理。无奈姜思章当时年幼，时隔多年已回忆不起被救的是谁，有几人。

台湾方面因此有人推断，生还者应该不止官方认定的三十六人。

舟山渔民也有因“太平轮”而发财的。前文提到，本次航班中没有穷人，有些阔佬还做出浑身绑满金银细软的绝决姿态，名副其实“最后的贵族”。已故导演谢晋对白先勇小说的提炼真可谓一矢中鹄！很不幸，其中一位女性“贵族”罹难后漂浮在海面上，被附近渔民捞起。只见她的躯干四肢，全都缠着金链子，渔民因此发得一笔横财。

消息传出，周边渔民蜂拥而至出事水域。

因为盛传“太平轮”满载金银珠宝，几十年来觊觎那片海面的大有人在，然而据说至今仍无正式的官方打捞计划出台。

伴随着死亡的，除了哀婉冷漠，壁垒分明，还有无穷丰富的想象力。

八、本案无法终结

无论从哪个角度推敲，太平轮的直接驾驭者和它的老板，都对这次灾难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出事后，众口一词的谴责都离不开两个字：渎职。太平轮船长罪无可恕。

船长安在哉？有幸存者追述，“船长在浮筒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对这一说法，中联公司副总经理马斯才在1949年4月6日上海地方法院庭审中予以了证实：“船长杨俊马坴已遇难。”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Q185－3－23594 2－P55）但船长后来移居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子女对此说并不认同，他们仍旧相信父亲是失踪了，还没有回家。尽管此时距离失事已经过去了六十年。

逝者已矣。他带走的不仅有生命，还有尊严、真相和责任。

直接承受冲击的是“太平轮”的顶头上司中联企业公司的总经理周曹裔。年初一（1月29日）下午四时，数百名罹难者家属胁迫中联公司职员带路，冲进周家私宅，狂怒之下捣毁了所有的家具、摆设；中联公司的大门、办公设备、玻璃窗，也在此前被全部砸烂。

公司员工代表周淑孝、杨元臣、孙凯之、施炳南、陈明等，因此联名向上海市参议会吁请：“在难属悲愤之下虽被毁物殴人受尽折磨，但均副以同情，一本忍辱负重从未有所怨言。嗣后难属百端需索，公司当局委曲求全，有求必应，致将员工薪津一再欠发……如此，公司业务停顿，收入既无，则员工眷口近万之生计将何以维持……” （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案卷Q109－1－1866－P7）

市参议会技穷，无从应对，可供施展的惟余政治智慧，公文末页留下如许文字：“本案因各种委员会联席会议未及召开会议。”说穿了就是无限期拖延。

中联企业公司的其余股东全部跑光。

中联企业公司事先投保的华泰、鸿福两家保险公司迅速宣布破产，双双“胜利”大逃亡。

中联企业公司旗下的“安联轮”、“华联轮”相继被扣押，后均抵押给银行。

中联企业公司董事兼台湾分公司经理朱祖舜企图购买中航公司机票逃逸，被受难者家属发现阻截，送台北警局拘留。

台湾省参议会对中联公司的后续表现深感不满：“对于尸体之打捞，遗孤之抚恤，俨然置身事外，于事变致使被难家属遗孤寡妇生活失其所依，其凄厉呼号、吁叫求援，悲惨殊极……”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案卷Q109－1－1866－P3）

事实上，周曹裔除了拿出私人的现金财产用以应变外，整个公司的内囊都已被用尽，徒剩一具空壳。包括台湾分公司，也无力按法院判决支付赔偿款了。

1949年5月27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数十万大军的强大攻势下，上海全境宣布解放。

江山代谢，本案无法终结。

（姜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