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貌似司乘纠纷的简单案例
川太郎到上海工作虽然已经有些年头了，可是，对中国警察仍然陌生得很，除了每次往返东京例行的机场边检外，他还从来不曾单独跟中国警察打过交道。这说明他是一个守法的日本公民，无论是在派出国还是派驻国，他都没觉得有必要跟警察打交道，更别说外国警察。然而这一次是个例外。他感觉到了痛。这种痛楚让他觉得自己就像砧板上的生鱼片，被人活生生用快刀给斩了。虽然事情发生的那一刻他并没有意识到挨斩，可是一旦醒过神来，那种恍然大悟的愤慨，不仅很痛，而且很受侮。挨斩的不光是他的钱包，还有他的智商。他只得在一番辗转后，把最后求助的目光投向了警察。
邱晓春告诉我，第一次见到川太郎，一点都没看出他是个日本人。
他的神情有点蔫，怯怯的，就像那种人到中年还没找到自信，很少出门与人交际的上海宅男。头发卷卷的，身板瘦瘦的，衣着素素的，丢进人堆肯定立刻消失。
川太郎是被翻译领着进门的。上海工作多年，他却没能学会中国话。
借助翻译，川太郎向邱晓春描述了几天前他刚刚遭遇的一幕。
三天前的晚上，大约9点，川太郎从他所住的古北黄金城道，前往虹桥路上的广播大厦。这是一段很近的路程，即便步行，大约也就10分钟左右。但川太郎还是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一则晚餐时他饮了点清酒，生鱼片佐清酒，是任何一个日本男人的至爱，这会儿脑袋还晕乎乎的；再则他对上海的道路实在辨不清南北东西，也不想辨，毕竟客居异乡是暂时的。
很显然，就在他哈着满嘴的酒气，用生硬的中国话报出近在咫尺的目的地时，一直在窥视目标的司机立刻被激活了，心里的歹念刷刷疯长：啊哈，这是一个对上海完全没感觉的生坯子，斩他没商量！
司机七绕八拐，施展他惯用的小伎俩，尽量延长客人呆在车上的时间，但毕竟路程太短，再怎么拖延也就一歇歇辰光。
停车。付费。
川太郎递过交通卡，司机顺手放上计价器。然而，计价窗口毫无反应。司机返身把交通卡还给了川太郎：“不行，这卡有问题，刷不出。你最好付现金。”
冥冥中，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川太郎虽然听不懂司机的话，但从他的肢体语言，还是看明白了司机所表达的意思。
掏兜，取钱。川太郎从票夹中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递上。司机转过身去，左看看，右瞅瞅，还假意对着灯光照了照。回过身来对川太郎叽里呱拉说了一通，把那张百元人民币又退了回来。
这次司机的表意有点复杂，川太郎一时间弄不明白，但对司机要求换一张钞票的要求还是看明白了。于是没作计较，从票夹里又抽了一张，换回先前的。
不料，司机按照刚才的模式，左看右瞅地重复了一遍，又把钱退回，要求再换一张。
川太郎似乎有点懂了，司机的意思好像在说这钱有问题，是假币，不能用。川太郎只好再掏钱，再换。
如是者九。也就是说，司机把同样的动作连续重复了9遍。在他假模假式对着灯光照第9张钞票时，疑窦丛生的川太郎终于耐不住了，掏出手机，拨通同事电话，把自己在出租车上的遭遇好一通倾述。
……川太郎说的当然是日本话，司机听不懂，但司机对乘客打电话这个动作本身非常敏感，生怕他报警或求援什么的。
好了好了，这张钞票也有问题。司机打断川太郎，又把第9张纸币递还给了他，但没再向他讨要第10张，而是比划着，要川太郎把刚才的交通卡再拿出来。
川太郎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乖乖服从。
滴----这次刷卡顺利，付费成功。计价器哒哒哒一通运转，吐给川太郎一张发票。但事后川太郎发现，原先存有300多块钱的交通卡，经此一刷，分文不剩。
而这一段车程，充其量也就一个起步费。
更严重的是，川太郎还发现，司机退还给他的9张百元纸币，统统变成了假钞。
川太郎万分沮丧。他没想到，仅仅片刻之间，他竟成了假币持有者，已经踩在了违法的红线上。在现代社会，这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能容忍的。
必须向社会讨一个公道。川太郎在翻译的帮助下，先是找到了公交行政执法部门。他的交通卡是公司统一办的，财务档案中可以查到号码。比对下来，司机还给他的那张已非原物，此卡非彼卡，被掉包了。还有发票，也是假的。还有那辆出租车，从顶灯到外壳，都是假冒的，纯属黑车。天呐，造假一条龙啊！
一起貌似司乘纠纷的简单案例，顿时不再简单。公交管理部门爱莫能助。
只剩下法律救济之一途了。川太郎找到了辖区公安机关----虹桥路派出所。当日值班长邱晓春受理了此案。
这是发生在2012年3月8日的事。
警察就是正邪之间的矫正仪和平衡器
37岁的邱晓春看上去比较文气，个头虽然不算小，接近一米八了吧，但并不粗壮，甚至偏于单薄。现在的警察模样文静的实在不算少，这也许跟上海的这方水土有关，当然也和高学历已经一统公安天下的现状有关。没有板凳一坐十六七年的寒窗苦读，你想披挂警察的那套制式服装，连门儿都没有。书读多了，往往出现两种状况，一是小胖墩多，一是豆芽菜多。上海孩子近年来体质在全国大城市中倒挂，虽然分管文体的市长和体育局长都不必承担责任，但连累到警察普遍文弱却是实情。整个城市的青少年都强壮不起来，警察当然也不可能一枝独秀。在一些人看来，创建智慧型城市不靠体力靠脑力，只要智力出挑就OK----存此偏见，上海的娃娃们到现在仍是一个更比一个嗲。好在近年来市公安局对民警的体能训练抓得很紧，原先羸弱的小苗苗进了公安的大门还有机会补课，好歹可以后发致胜。
邱晓春现为长宁分局虹桥路派出所第二责任区代理警长。从18岁那年加入公安，到现在，已经整整19年了。先后干过特警、巡逻警、治安警，但要数干社区警的时间最长，前前后后累加已经7年，其中连续数年负责分管虹欣居委那一片社区。
虹桥地区有一个特点，就是港澳台地区以及外籍居民比较多。拜改革开放之所赐，邱晓春这些年就没少跟老外打交道。
2010年4月，正是世博会已开始试运行的紧张关头，不光邱晓春，整个上海公安系统都忙得昏天黑地。试运行比正式开幕更忙，这是必须的，因为要保证正式运行万无一失，试运行就必须试万保一、成倍加码。
一天，邱晓春接到一位名叫包蓓蓓的香港居民的投诉----看到蓓蓓这个名字您可千万别误会，包蓓蓓性别男，而且已经年过花甲。这个年纪的老先生通常体质会弱一点，体力会差一点，对外界的依赖会大一点。
包蓓蓓投诉的是所住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
物业问题也找警察？
按理说不太对路。但包蓓蓓遭遇的这件事不让他找警察恐怕也难。邱晓春特别理解“有困难找警察”这句话。设身处地想一想，虽然我们的管理机关多如牛毛，然而百密一疏，老百姓在生活当中遭遇的许多事情还是很难找到管事人，或者管事人就是不爱管百事。这种时候，求告无门的人们往往会把目光投向公安，公安只能、也必须充任不管部----别人不管的统统管。作为社区民警，邱晓春认为，只要是社区里发生的事，他都责无旁贷。对包蓓蓓的诉求，他白天备勤世博腾不出手，但还有晚上和星期天，他可以利用休息时间管。
包蓓蓓是1992年在上海买的房，宋园路30弄的一套三居室。当时他在上海工作。但住下没多久，就因为母亲患病回港尽孝去了，一别多年，直到母亲辞世。不料，2010年再回上海，却发现鸠占鹊巢，自己的房子已被他人租用。一问，出租他住房的，竟然是物业公司。包先生搞不懂了，我的房子我做主，未经业主同意，物业怎么能越俎代庖，自说自话乱做主？简直莫名其妙！包蓓蓓无处安顿，只好暂时栖身宾馆。其间与物业多次交涉，对方均不予理睬，我行我素。包蓓蓓抓瞎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一天，包在社区偶然看到邱晓春留下的警民联系卡，遂萌生求告之念，于是按联系卡所示，直接找到了邱晓春。此时的邱晓春虽然忙得脚不沾地，严重超负荷工作，但还是很爽快地受理了包的投诉。然后见缝插针，先把事情的原委梳理了一遍。
原来，物业公司的前一任经理见包的住房常年空关，物业费等小钱无人买单，就擅作主张，把这套房租给了两对小夫妻。物业方面认为，房子的产权属于包先生没有问题，但这是前任经理的个人行为，此人现已辞职，与公司没有关系。目前只要租户肯退房，他们没意见。
租户不干。两对小夫妻特委屈，凭什么物业违规要他们担责？当初租房还交了好几千块钱押金物业退不退？
物业说，退房不是他们物业造成的，押金当然不能退……
双方顶牛。谁都以为自己最无辜，凭啥、凭啥、凭啥……一连串诘问弄得产权人包蓓蓓反倒好像最无理。
利益面前，君子难求。维系公序良俗，不能一味地期待人们的良心发现，必须靠外力介入。而警察，就是正邪之间的矫正仪和平衡器。
对物业，邱晓春毫不客气，严正指明其行为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占，无论其经理是前任或者现任，都是代表公司的企业行为，公司必须对这样的行为承担责任，有义务在法律的框架内纠正和规范自己的行为。
对两对租房的小夫妻，邱晓春充分体谅他们的难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同时积极为他们在附近寻找相宜的租赁房，还说服物业，退出了原先收取的租房押金。
良心的自我发现虽然不靠谱，但良知却可以被唤醒。一番奔波，几多辛劳，邱晓春的努力颇见成效，仅仅一周后，两对小夫妻相继搬家，包蓓蓓顺利收回自己的房子，虽然还有一些善后需要料理，但这位香港老人对邱晓春已是感激不尽，他在后来寄给派出所的“感谢信”中写道：
“我非常衷心地感谢贵所培养出邱晓春这样马天明式的好民警，使我真实地体会到“有困难找民警”内在含义。”
身为香港公民，包先生居然晓得上海曾经出过一个马天明，都几十年前的事了，好民警马天明的名字依然响亮，不能不说是因为传承，因为有许许多多邱晓春这样的后辈民警，踩着马天明的脚印向前走，一步步擦亮人们的记忆。
韦老先生家住中山西路1320弄，早在1980年代初就去了美国，后来为申办美国绿卡，放弃了中国国籍，在他回国办手续期间，因为涉及到一些法律上的事，很自然地就与社区民警邱晓春相识了。为让老先生在美安心，临别前邱晓春特意留了一个手机号给他，万一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联系。
韦老先生人虽然走了，可房子搬不走，仍然矗立在邱晓春管辖的地域内。2011年岁末，圣诞节将临，老先生果然一个电话追上邱晓春，告诉他自己在1320弄内的房子，被楼上邻居用水淹了，他要赶回上海和邻居打官司，希望邱晓春关照。邱晓春了解到，所谓水淹，只是楼上邻居粗心，忘记关洗衣机龙头，结果水漫金山，并非故意使坏。因此建议老先生，打官司动静太大，旷日持久，您势必在中美之间来回奔波，成本很高，费神费力，不如暂免，除非万不得已，还是走中国式的调解之道为上选。老先生表示，但求公道，不求其他，争的就是一口气，息讼可以考虑。邱晓春于是几次找到楼上邻居，代韦老先生释放善意，希望对方放低姿态，有责担责，避免诉讼。对方明知理亏，并不强词夺理，表示只要尺度合理，愿意赔偿。最后，在邱晓春的主持下，居委会派人到场，经过整整一天的面对面协商，韦老先生和邻居终于达成调解协议，由责任方一次性赔偿4000元，当事方即不再追究。韦老先生原本还想要对方负担他从美国到上海的来回机票，整整1万6，但看到责任方态度诚恳，公安与居委方面无不通情达理，自己最在意的公道尊严都实现了，心里的憋屈烟消云散，至于金钱，也就不值得计较了。双方各退一步，息事宁人，皆大欢喜。仅仅三天后，韦老先生便将一应琐事处理完毕，笑眯眯登机返美。
此行，韦老先生在上海只住了两个晚上，可谓经济。来时气急败坏，走时神定气闲，一点没耽搁他回美国过圣诞。人活一口气，如今的民事纠纷，最不好将息的，其实还是精神成本。
维稳需要激发每一位民警的主观能动性
2010年世博会期间，中山西路欣绿小区综合改造，小区居民因改造工程的费用问题，与施工单位和街道产生了分歧，矛盾越闹越大，甚至激化到双方肢体冲突。为此，小区居民多次到有关领导部门上访，并且向新闻媒体投诉，一些媒体也纷纷关注此事，相继进行了采访、报道，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一时间成为影响安定的热点问题之一。邱晓春作为该居民区的社区民警，主动担责，出面协调居民与施工、物业三方关系。时值世博会举办期间，安保任务异常繁重，邱晓春只能靠挤占原本就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挨家挨户登门探访，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反复在上访居民和施工及物业三方之间进行协调，最后终于得到了居民的谅解，使这一群体性事件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邱晓春在维稳工作中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做好对刑释解教、吸毒和监管人员的帮教。他根据对象的实际情况，和居委会干部密切配合，经常走访上门，关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生活近况和困难，尽其所能帮助他们克服后顾之忧，安顿其生活，稳定其情绪，消除社区不安定因素。虹欣小区内的吸毒重点人员孙某，家中兄弟姐妹多，平日矛盾时有发生。邱晓春得知情况后，多次上门走访，开展调解工作，与孙某及家人谈心，帮助孙某下定戒毒决心，鼓励她重振对生活的信心，再返社会。三年来，在邱晓春坚持不懈的关注下，孙某顺利地通过了每一次尿检，成功完成社区戒毒。2011年孙某因中风住院，邱晓春会同居委，为其联系相关部门，争取政策支持，在医院和主管机构之间多方奔走，终于设法为孙某申请到了补助和减免医疗费用。
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警务人员，邱晓春牢记自己身上的这套警服不仅代表个人，还象征着政府形象。维稳需要激发每一位民警的主观能动性。关注民生疾苦，让居民通过“有困难找警察”，来体验社会的温暖无处不在，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山西路1410弄有个居民叫石开军，1997年出生，本应有花季般青春的少年，却遭受了太多命运的磨难。父亲不幸去世，母亲为外来务工人员，但因文盲，求职无门，家庭生活非常困难。邱晓春获悉情况后，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协调多方政府部门，想方设法帮助施凯俊的母亲申报户口。同时，他还把该户人家的困难情况向所领导反映，得到了组织上的同情与支持，帮助其申请到了帮困基金。经过邱晓春的努力，石开军现已被虹桥路派出所列为帮困对象，其母亲的户口也有了着落。
卫辛化是宋园路46弄居民，离异加失业，使他灰头搭脑、精神沮丧，长期靠酒精麻痹神经，排泄心中郁闷，致使酗酒成瘾，最终患上了酒精性精神病。生活上的困难与心理上的疾病，使他一度对生活丧失了信心，潦倒不堪。邱晓春主动上门，关心卫辛化的生活，挤出时间与他聊天，掌握其心理需求，晓以善言，助以温情，一步步使他摆脱酒精依赖，慢慢恢复对生活的信心。与此同时，邱晓春还非常注重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会同居委，多次为卫辛化介绍工作，虽然阻力不小，但卫辛化已从邱晓春坚持不懈的努力中，看到了社会的善意和人生的希望，坚持戒酒不放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为确保社区的稳定和平安，近两年来，邱晓春按照分局对社区警务工作的要求，结合管段居委的特点，首先在构建完善的治安机制上动脑筋，制订了每月召开一次社区各方联席会议的制度，意在打造“警情通报”平台。主要内容为：通报虹桥地区治安状况及态势，分析各类案件发生的特点，深入查究其中存在的防控薄弱环节，提出当前所应重点注意的问题和如何加强防范措施等等。“警情通报”平台建立后，2011年6月上旬的一天，邱晓春接到长宁区虹桥街道虹欣居委干部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个自称“李俊”的刑满释放男子，曾经找过居委会，要求居委发放生活费，态度十分蛮横。居委干部在与其交涉中，发现此人体貌体征与前一阶段警情通报中的一名诈骗嫌疑人十分相像。接罢电话，邱晓春立即赶往居委，进一步核实情况后，将这名嫌疑人“请”进了派出所。再经调查和询问，确认该男子就是之前在长宁区多个居委以类似方式骗取钱财的涉案对象梁某。得益于联席会议和“警情通报”平台的建立，大大提高了民警对情报的获知速度和破案效率，使原本有可能延误或错失交臂的破案线索，在一种治安机制的保障下，得以迅速进入社区民警的视野，进而得到专业而审慎的甄别和判断，切实保证了公安机关对社会治安的有效掌控。这也是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典型例证之一。
好民警的名字就这样被擦亮
3月8日，作为当日值班长的邱晓春，接到川太郎的报案后，没有简单按司乘纠纷处理，而是当即组织值班警力调阅当天的监控录像，比对内网涉案车辆信息，积极联络交通管理部门，并报分局刑侦支队和市局刑侦总队，对案情进行深入查究。
通过街面摄像，可以看出，川太郎乘坐的是一辆挂有“蓝色联盟”顶灯的出租车，司机提供的发票，属“方信出租”。按图索骥，找到原先购买发票的车主。此人承认发票的确是自己买的，但转手又卖给了别人。别人是谁？不知道。至于车辆，他也转手承包给了别人。侦查员再找到出租车的转包人，经川太郎辨认，不是。但转包人交代，在经常借他车用的狐朋狗友中，有一对安徽籍兄弟曾有前科，使用过假币。
再查川太郎被调包的交通卡，记录显示，这张卡近日在高速公路出入口频繁使用。调阅道口录像，侦查员们从一帧帧稍纵即逝的画面中，终于将人、车全部锁定。
案发第6天，本案收网。犯罪嫌疑人、一对来自安徽的赵姓同胞兄弟及其同伙许令海，在本市西北江桥地区的某新村内落入法网。经鉴别，同胞兄弟中的长兄即假币诈骗案的嫌疑人，其弟则是安徽省公安部门在网上通缉的逃犯，涉嫌故意伤害。在嫌疑人驻地，当场搜出“克隆”出租车三辆、假币数千元。
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从许令海的一辆“克隆”车的后备箱内，还搜出一套高尔夫球杆，杆上刻有主人的日文姓名。疑犯诡称，这是一位乘客遗忘在车上的。事实是----许令海载客时同样用假币调包，被乘客发现，乘客拉开车门欲下，许以为他要叫人，急踩油门逃跑，将客人带倒，造成髌骨骨折，一套高尔夫球杆也没来得及取走。巧的是，这也是一位日本人，受伤后并未报案。
从邱晓春受理川太郎报案，到案情大白并且扩案成功，短短6天，一个以境外人士为目标、涉嫌诈骗、抢夺等罪名的犯罪团伙，被干净利落地及时打掉。
从维稳大局着眼，从日常小事入手，全神贯注，长期积累，持之以恒，一丝不苟。邱晓春以其本色的言行，传递着对民生的关注、关爱与关怀，呵护并温暖着辖区内的妇孺童叟、家家户户。一个普通社区民警的名字，就这样被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