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受命创建淮军
1862年年初的上海，发生过一件让上海人非常惊恐的事。那就是，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正率领十万大军，从江浙一带气势汹汹地扑将过来。
这个时候的长毛、也就是太平军，虽然已经没有了刚刚起事时的凶悍，变得一天天腐败堕落下去，内部还发生了非常致命的窝里斗，自己人和自己人打得不可开交，元气大伤，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向北进攻，攻占全中国了，但仍然相当了得，有着很强的实力。他们在曾国藩湘军的一再进攻下，一方面固守天京（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大本营，另一方面开辟江南战场，试图打开局面，稳固在江浙一带的阵脚，与清廷形成划江而治、各霸一方的态势。
李秀成兵临上海，引起上海乡绅们的极度恐慌，出于对刀兵的畏惧，上海民众也是人心惶惶，民谣唱曰：“遍地出长毛，夫妻各自逃”。因为此前的李秀成已经连续攻克了宁波、绍兴、杭州等许多城池，所到之处，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这个时候的上海租界，靠着外国列强的庇护，以中立为标榜，已经收罗了大量从江浙一带逃难过来的地主豪强，还有上海本地的乡绅买办。对于这些有钱有势的逃难者来说，他们既是旧体制的得利者，又是扞卫者，上海租界已经是他们最后的护身符了，再往东，身后就是大海，他们还能往哪儿逃呢？所以必须保住上海。但上海的国家卫戍部队----“绿营兵”身单力薄、弱不禁风，根本指望不上，只能另谋出路。
他们和上海地方政府一起，以保护双方的共同利益为诱饵，游说在沪的英法租界当局，鼓动他们改变中立立场，和清廷联手，共同阻止太平军的进攻。
江南乡绅买办们说服租界当局的理由很简单，就是陈述一个清晰的事实：清政府是维护各国列强在华利益的，一旦这个政府被推翻，各国列强的在华利益将得不到保障。
经过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英法等国其实是恨之入骨的，但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对付共同的敌人，两股势不两立的政治力量相互妥协，决定共同筹备组建“中外会防局”，对中国的内战进行军事干预。
同时，江南官绅们又选派曾是曾国藩“同科进士”的钱宝琛的儿子钱鼎铭，前往当时驻守安徽首府安庆的湘军大营，找到曾国藩，请求发兵救援。面对钱鼎铭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述，曾国藩虽然十分同情，但他很是为难，关键他手头的部队都被用在了天京前线围攻太平军了，也是兵力十分吃紧，根本无兵可派啊。
钱鼎铭转而找到了李鸿章。这时候的李鸿章正在湘军大营担任幕僚，由于能力过人而深得曾国藩的信任。
说实话，当时的上海还只是东海边上的一座“蕞尔小城”，和安庆、南京，以及西安、开封这些古老的内陆帝都、古城相比，在清廷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眼里，资历太浅，积淀太薄，根本摆不上台面。在小农经济的思维框架内，清朝政府对海洋、对东部沿海地区历来没有概念，颇为轻视。
钱鼎铭说服李鸿章的一大绝招，就是特别强调上海地区的富有。他告诉李鸿章，上海在成为外国人的租界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外资外企，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可以说是富甲一方，肥得流油，实为“天下膏腴”啊，足可为湘军提供大量军饷。如果你把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太平军，岂不是太不划算（“若弃之资贼可惋也”）。
李鸿章大为心动。当时的湘军都是自筹军费，清廷根本不管，能够从上海筹集大量饷银，这对于他们剿灭太平军实在是太有利了。
一连几天，李鸿章都向曾国藩进言发兵之事，曾国藩虽然也心动，可是，哪里有兵可派呢？
李鸿章于是自告奋勇，向曾国藩提出，他可以像恩师曾国藩学习，像他回湖南老家招募团练乡勇创建湘军一样，也回安徽老家征召一批民间武装，组成军队，前往上海解燃眉之急。
曾国藩听从了李鸿章的意见，派李鸿章火速就近在合肥一带招募人马，组建淮军，准备挺进富庶的长江三角洲。
李鸿章网罗三教九流
李鸿章立即行动起来，他写了很多信，首先找到父亲李文安当年在合肥西乡三山的各支旧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各种关系招募了庐江地区的团练头目，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老家合肥东乡招募旧部团练。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李鸿章已招兵买马数千人，形成了他的淮军的基本部队。
元宵节刚过，这支由散兵游勇组成的部队就已全部在安庆集结，号称淮军四营，他们是张树声、张树珊、张树槐、张树屏兄弟部，刘铭传部，潘鼎新部，吴长庆部。简称“树”、“铭”、“鼎”、“庆”四字营。
当新组建的淮军齐刷刷地出现在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大喜过望，对于李鸿章的高效率赞誉有加，还亲自为淮军订立规章制度、操练兵马。但是这支新兴的部队毕竟还很单薄，为了充实它，他从湘军各部抽调了十个营的兵马，慷慨地交给了李鸿章，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安徽老乡程学启的两营兵马。
程是安徽桐城人，曾经是太平军的将领，后来投降了曾国藩，但对降将，曾国藩说老实话实在不敢信任，这种人的人格品性无法让他放心。所以程在湘军中很没有地位，日子过得煞是憋屈。这次增援淮军，曾国藩干脆把他不相信的部队故作慷慨地送走了事。李鸿章是何等精明之人，对曾国藩内心的这点小九九洞若观火，一目了然。接收了程学启部以后，李一反恩师的做法，对程学启信任有加，多方鼓励，十分倚重，程学启感激涕零，立誓效忠，最终成为淮军最强悍、最敢拼命的部队之一。
1862年3月4日，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检阅了在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经过曾国藩的亲自调教和充实，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已经有了14个营的建制，每营有兵勇680人左右，14营总计超过了8000人。
淮军羽翼丰满，可以出兵了。
但是，此时的长江下游完全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怎样才能把数千淮军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平平安安地从安庆运到上海，却是个大难题。
上海的士绅买办们帮李鸿章出了一个妙招。
拿外国人做幌子呀。
如何做法？
这些士绅买办深知外国列强在太平军心目中的地位，知道他们轻易不会碰、不敢碰。于是不惜筹措重金，花费了18万两白银，租借了7条英国商船，挂上英国国旗，从安庆，走长江水路，愣是在太平军的眼皮子底下，分批将9000淮军全部平安地运到了上海。
这件事对李鸿章的启迪是非常深刻的，洋人的羽翼之下大有文章可作啊！从此往后，在尴尬时刻，他不止一次地沿用这种冒名顶替、偷梁换柱的技巧。
曾国藩之所以在兵力十分吃紧的情况下鼎力支持创建淮军，其实是有着自己的算计的。一方面，湘军长年征战，兵力严重不足，亟需补充；另一方面，上海紧连江浙，而江浙二省目前均非曾国藩的势力范围，只要拿下上海，江浙必然易手。所以，他原本打算让他的九弟曾国荃为主帅，统领这支部队东援上海，给李鸿章安排的只是副帅位置，却不料曾国荃认为攻克天京在即，不肯放弃这个拼死拼活挣来的头功，任大哥如何规劝催逼也不愿移驾。曾国藩没办法，又考虑起用湘军名将陈士杰，但陈同样力辞，找出母亲老迈等一大堆理由，就是不肯去啃李秀成这块硬骨头。中意的人选个个鼠目寸光，无一理解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万般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好把这个机会给了早就在那里跃跃欲试的李鸿章，命其变副为主。
尤其糟糕的是，曾国荃没有看到，由于争得了攻占天京的首功，使朝廷益发加深了对湘军的猜忌，湘军在跃上巅峰之时，也同时步入了鸟尽弓藏的末路。
拼命想做官的李鸿章终于获得了机遇的垂青。也可以换一种说法：铁杆忠臣李鸿章终于争取到了报效国家的机会。
李鸿章初进上海滩
1862年阳春时节，李鸿章和淮军平安抵达上海，但是，面对这群来自乡下的兵勇，一个个衣裳褴褛，自由散漫，粗话连篇，当地的官绅真是失望极了。李鸿章却胸有成竹，他知道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对这支队伍充满信心。
李鸿章首次见识了装备精良的华尔洋枪队，对洋枪洋炮的威力艳羡不已，惊叹“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他甚至还请熟人开后门，偷偷溜上停在黄浦江上的法国军舰，近距离偷窥洋人的“坚船利炮”。
这一看真是让李鸿章感到震惊，李鸿章顿时明白泱泱华夏之所以败给西洋小国的原因了，那是因为洋人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序，整体化和科技化程度高。这一次见识让李鸿章感受颇多，他暗下决心，要学习洋人的治军方式。
淮军原本以湘军为蓝本，但“十里洋场”的直观教诲，使李鸿章“未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他不惜斥巨资，购入洋枪洋炮，首先给手下骁将程学启部装备了一支百多人的洋枪队，当年9月，急剧扩张的淮军便已拥有来复枪一万多枝、26磅大炮多门。李鸿章还高薪聘请洋教练，按照“洋规则”，为他训练淮军。
他将西洋阵法、号角、口令引入淮军。一开始，那些土里土气、缺乏文化的农民兵并不懂得如何使用洋枪洋炮，李鸿章就让外国教官手把手地辅导。有一次，还发生了在演练中走火引爆弹药炸死20多人的事故。但李鸿章对于学习和改变坚定不移，他说，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等练到射击百发百中时，便会无坚不摧。
不久，李鸿章的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打响了第一仗。对于此仗，李鸿章做了精心的准备，虽然他一直对于自己的子弟兵有足够的信心，但进入上海的第一仗关系到自己的声望，关系到这支部队是否能在上海站住脚，甚至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
这一场遭遇战打得惨烈无比，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领下，共有数万人进攻上海，交战的地点就在现在西郊一带。据说，在战斗呈胶着状态之时，李鸿章搬来一把椅子往虹桥桥头一坐，亲自督战。太平军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淮军“春”字营的张遇春部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队伍渐渐退却下来。张遇春刚跑到桥边，正好撞到李鸿章，李鸿章厉声说道：“拿把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吓得张遇春赶忙率众掉转方向又跟太平军去拼命。战局如火如荼之时，神奇征兆降临----淮军大炮齐发，随着炮响，上海上空突然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下。一向迷信的太平军心理突变，仓皇撤军，慌不择路，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李鸿章大获全胜。首战告捷，淮军信心爆涨，李鸿章更是踌躇满志。
西郊大捷使整个上海滩瞠目结舌，对土头土脑的淮军刮目相看。
接下来，从8月到10月，李鸿章又带领淮军，两次与太平军正面交锋。淮军方面是骁勇善战的刘铭传部和程学启部，太平军方面是慕王谭绍光部，地点分别是上海西区的北新泾和更外围一点的四江口。
刘铭传和程学启都是淮军中有名的猛将，他们打起仗来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头。
而且，这时候的淮军各部，都有了自己的洋枪队，这更让刘铭传、程学启等如虎添翼。这两场战斗都获得了大胜。
半年之内，三战三捷，不仅使李鸿章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也为淮军赢得了相当好的口碑，中外人士不由得对李鸿章和淮军刮目相看。淮军的实力不断壮大，半年之内就迅速扩展至50个营，部队增至2万人。此后，淮军更是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李鸿章以吏治开刀
李鸿章到达上海不久，曾国藩即向朝廷保荐他当上了署理江苏巡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当上了代理江苏省长。
李鸿章新官上任，首先拿吏治开刀。用意非常明显，就是搭建自家班底。遵照曾国藩所授，“不去煦，政权不一，沪事未可理也”----煦者，吴煦也，时任江苏布政使兼苏松太道，管理海关，握有税厘大权----李鸿章首先对此人进行削权，尔后找了个理由将其革职，接着又把矛头锁定苏松粮储道杨坊。
杨坊其人既是大地主，又是大买办，非常有钱，戈尔的洋枪队就是他出钱资助的，他还把女儿嫁给了这个美国人。中国人能在当初如此开放，嫁女“事鬼”，其作派无异于汉奸，是要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的，殊非易事。李鸿章虽然对洋枪洋炮情有独钟，对洋枪队在“协防”中表现出的战斗力大为赞叹，但骨子里还是将洋人视为“磨难星”、“长久之患”，对尾大不掉的“常胜军”充满敌意，连带到杨坊，自然也是严加戒备。
杨坊深知来者不善，而且他的宝贝洋女婿在这年9月已被太平军击毙，不能再挟洋人以自重了，只好辞职了事。
李鸿章挥舞铁扫帚，首先剪除异己，把身边周围打扫干净，领导班子统统换上郭嵩焘、冯桂芬等一批自己人，建立了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江苏巡抚任上仅仅三年，1865年5月，李鸿章再获重用，他甚至顶替其恩师曾国藩，当上了署理两江总督。
此后五年间，李鸿章由两江总督而钦差大臣、而湖广总督、而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超越恩师曾国藩，成为晚清第一重臣。以“隆隆”之势形容其火箭般上升的声威，实在是再恰当不过。
满清朝廷对一介汉臣给予如此高的信任和恩遇，到后期每遇外患简直就是“唯一之赖”，所有和洋人的谈判统统放手，不管你割地还是赔款，一体交付李鸿章。这在有清一代是罕见的。
李鸿章之所以能赢得慈禧之流异族统治者的欢心，和他利用一切机会顽强地表现其对清廷的耿耿忠诚密切相关。苏州杀降即为一例。
李鸿章杀降尽忠
1863年11月，李鸿章挟上海“协防”之余勇，一路攻击太平军直至苏州城下。苏州从1860被李秀成占领，得到了忠王的好生呵护，江南名苑拙政园被改建为忠王府，忠王甚至打算脱离洪秀全，以苏州为中心，建立他的苏福省。
淮军程学启部会同“常胜军”，从东往西，一路打下常熟、太仓、昆山、吴江、江阴，打到苏州城下的时候，李秀成正受天王差遣，来回奔杀在江苏与安徽之间，试图解天京之围。守城重责交给了慕王谭绍光。
谭绍光不负重托，死战不屈，淮军屡攻不下，李鸿章眼看这样打下去损失太重，决定接受“常胜军”新任统领戈登的建议，改变策略，诱降守军。眼看天国大势去矣，守将们无心恋战，被李鸿章一诱一个准，包括纳王郜永宽在内的守将“八大王”，接受戈登和淮军的密约，决定杀谭献城。
12月4日，“八大王”乘前往慕王府议事之机，出其不意杀害谭绍光，并且割下首级，第二天大敞城门，迎接淮军入城。然而，李鸿章非但没有履行事前的密约：保全降将性命，对八大王赐官赏职，相反----
据梁启超记载：“当时此八将所部兵在城中者尚十余万人，声势汹汹。……学启细察此八人，谓狼子野心，恐后不可制。乃与李鸿章密谋，设宴大飨彼等于坐舰，号炮一响，伏兵起而骈戮之，并杀余党之强御者千余，余众俱降。”
苏州城内，一片血雨腥风。李鸿章背信弃义，大肆屠降，写下他一生道德文章中最为卑鄙的一页。
戈登怒火万丈。“八大王”接受密约，他是“保人”，是拍过胸脯的。西方人信守承诺，他觉得自己的尊严被李鸿章无耻地践踏了。
戈登手持短枪，满苏州城寻找李鸿章，必欲杀之以泄愤。
李鸿章赶紧躲避，一连数天不敢露面。
常胜军首任统领华尔被太平军击毙后，接任的先为白奇文，但不久即被李鸿章“废黜”，白恼羞成怒投了太平军；戈登是第三任，英国人。
戈登遍寻李鸿章不着，留下话来，李鸿章必须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把苏州打下来，再还给太平军。1864年1月，戈登又拒绝受领清廷下拨的一万两赏银和“头等功牌”，同时拒收李鸿章犒赏的7万元银洋。可见其受伤之深。
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匆匆赶来，同戈登商议，要求“常胜军”脱离清军，归其节制。
上海各国领事馆官员集体签署了一项决议，严厉谴责李鸿章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警告他这有可能使列强撤回帮清廷打仗的部队。
但事实上，几个月后戈登还是帮助清廷攻下常州，随即“常胜军“遭到李鸿章“裁遣”，在戈登即将回国之时，他还是接受了清廷给予的最高精神赏赐----黄马褂，以及名誉提督衔、奖章奖旗等，但对物质奖励，他依然表示蔑视。
李鸿章究竟杀了多少降军，难见确切记载，梁启超的记录是“千余”，而今人多称“数万”，苏州城内凡南京一带口音者，统统杀无赦。
从此往后，无论太平军或者捻军，凡遇李鸿章者无不拼死抵抗，再无降将。
一片喧嚣声中，李鸿章毫无忌惮，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甚至感到“稍可自娱”。
他以血淋淋的无耻，向朝廷捧出了一颗忠诚的心。
“苏州定，鸿章以功加太子少保。”
三年后，李鸿章接替被捻军击败的曾国藩，率领淮军杀上“剿捻”战场，经两年血拼，至1868年秋，终获全胜。
李鸿章被再授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衔，进京陛见，首次拜谒慈禧、同治，被赐紫禁城骑马。
发、捻之血，染红李鸿章的顶戴花翎。从此,再也没人能够阻止他一路飞黄腾达的崛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