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威名赫赫的英雄队伍
从1840年的虎门销烟算起， 中国人的禁毒史已经代代相传了160多年，毒品的危害可谓尽人皆知。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深厚的历史积淀，却始终形不成我们的精神壁垒，无法拒毒于国门之外。
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毒品泛滥的来势之猛、范围之广，更让人瞠目结舌、愁肠百结。在孤陋寡闻的正人君子眼里无异于毒蛇猛兽的毒品在那些亲近、并且依赖它的人的心目中，却分明是无与伦比的身心享受、可爱之至的暴富捷径。价值观的截然对立，不期然地聚焦于同一枚铜板的两面，极其锐利地对峙着。结果谁赢了？
160多年的禁毒史，又何尝不是160多年的毒品传播史，同样源远流长。
不能不先说一说当下的毒品形势。据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表的禁毒白皮书报告，截止2000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累计已达86万人，同比增加26.3％，涉及吸毒问题的县级行政区划有2084个，几乎遍布全中国。以上的数据还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有着确凿的证据为支撑。经验人士称，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瘾君子们大多处于地下，不在公安司法部门的掌控之内，当然也入不了官方的登记册，所以，他们的真实数量还要大得多，估计是官方统计的7-10倍。
上海也有一个官方统计。登记在册的吸毒者1.4万人，而实际数量，即使按最低倍率统计，也在9.8万人以上。 这个9.8万人的庞大群体，每天都在秘密地消耗着大量毒品。如果按每人每天吸毒0.5克计算，日耗毒量约在5千克左右，年耗毒量则需1800千克以上。而目前，上海公安系统缴获毒品最多的年份，也只有150多千克。这就意味着，在公安机关的有效监控之外，上海隐蔽着一个庞大的毒品市场。经验人士又称：一日吸毒，终生难戒。有道是需求乃市场之母，因此，这个隐蔽的市场只可能日长夜大，膨胀到它自身饱和的那一天为止，而不是相反。
如此严峻的局面，岂一句“任重道远”可以了得！
直面这一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点点自曝黑暗的坦诚，更需要忠勇、智慧、谋略和博爱天下的仁义之心。因为正是毒品，不仅对吸毒者本身是一种万劫不复的极大伤害，甚至直取其性命，而且诱发了杀人、抢劫、诈骗、盗窃等等大量刑事案件；它还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是“海洛因海绵状白质脑病”之类邪症怪疾的肇祸根由；而 “毒品婴儿”的呱呱坠地，更使我们的明天也变得蓦然失血......
２００２年３月的一天，我走进了上海公安系统禁毒的一面旗帜----虹口分局刑侦支队缉毒队的办公室。这是一支曾经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集体三等功三次，先后摘得市公安局精品案金奖二次、银奖一次的英雄的队伍。从这支缉毒队的第一任队长、现在的副支队长施煜，开始了我的采访。
谁都有初出茅庐的第一次
施煜第一次接触毒品案是１９９４年。有情报说，两个外地来的的毒贩子最近在上海露面，为手中的大宗毒品寻找买家。施煜当时还是虹口公安分局刑侦队的普通侦查员，别说毒品案件，就连毒品是什么样的也没见过，对贩毒的各个环节完全形不成概念。两个毒贩子据说一个是云南人，另一个是上海本地人，那个上海人曾在厦门作案，受到当地公安机关的通缉追捕。
施煜找了一个很有老板派头的内线，去和毒贩子“谈斤头”，摆出一副急欲成交的架势。不料对方一口拒绝，坚持要“老板”带上钱到昆明成交。拗不过对方，“老板”提议，不在上海成交也行，但云南不去，改在第三地成交。双方为此争执不休。
局面变得有点复杂，缺少经验的施煜一时拿不出好办法，请示领导，领导指示，不能让毒贩脱离控制，立即就地破案。
事后回想，施煜以为当时的决策有点问题。既然知道毒贩没有把货带来，急于破案效果不好。毒品案尤其讲究证据，不能人赃并获，往往会使以后的工作陷入被动。但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苛刻不得。
接下来的事让人有点啼笑皆非。那个云南来的毒贩的真实身份，居然是云南边防的便衣警察......
施煜是１９８５年从警校毕业被分配到虹口分局刑侦队的。刑警是一个对青年人非常有诱惑力的警种，施煜也不例外。从当“学徒”，跟“师傅”开始，他就一直干得很投入。按说，警校刑事侦查专业的毕业生，属于正宗科班，专业对口，应当驾轻就熟。但施煜的感觉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学校教的那一套在实践中基本派不上用场，一切都得从头来。施煜从做笔录开始，一点一点向一个称职的刑警靠拢。按刑警的行话，施煜属于那种“第六感觉”比较发达的一类，是块干刑 警的料。慢慢的，他学会了看现场，学会了分析案情，学会了......
他至今还记得他的师傅程国强，一个眼下已经退休了的老刑警，是怎样在他人生的入口处，以刑警的标准姿态，站成一尊楷模。
１９９８年对于施煜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虹口分局正式组建缉毒队，已经担任探长的施煜被委以队长的重任。是年，施煜３３岁。
施煜的运气应当算不错。就在这一年的５月，初创未几的虹口缉毒队，和嘉兴警署刑侦队联手，成功破获了代号为“５２０”的建国以来上海最大的一起毒品案，缴获海洛因８３．５８千克、毒资１３１万余元、抓获毒贩２９人。这个记录不仅在当时是空前的，而且直到本篇成文之时，也没有被打破。当时担任嘉兴警署刑侦队队长的姜坚，现在已经是市公安局团委书记。
对于这个堪称辉煌的记录，施煜显得轻描淡写，他甚至以为，关键在于那时候破案环节简单，毒贩子比现在容易对付的缘故。时过境迁，现在要想一举端掉一个大毒窝，缴获大宗毒品，艰辛的程度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打一仗，进一步的，不仅仅是警方，还有毒贩子。
他们也在总结，也在提高。他们输不起，因为每输一次，他们都必须付出掉脑袋的惨痛代价。所以，他们的“进步”必然飞快。
代号为“９９８３”的那一起毒品案，虽然与“５２０”案时间上相隔了仅一年，战果也不及前者辉煌，但侦破的难度系数，却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高科技手段代替不了艰苦的寻常套路
“９９８３”，顾名思义，就是１９９９年８月３日，是这起毒品案的立案时间。
事情得从１９９９年的６月底说起。新港警署刑侦队抓获了一个名叫甘世华的零包毒贩子，缴获毒品７０克，移送缉毒队。“零包”也就是零售的意思，属于毒贩中的最低档次，本小利薄的一类。顺藤摸瓜，又抓获了甘的上家“老冯”，以及“老冯”的上家“阳春面”。
到“阳春面”归案，已经是７月底的事了，先后抓获毒贩６人，缴获毒品近７００克。“阳春面”其人在毒品圈子里有“上海滩顶级模子”的称号，曾经三次入狱，前后服刑１３年，到案前突然暴富，开着两家公司。
顺藤摸瓜、追踪上家，是侦破毒品案最基本的手段。但把握这个手段相当不易。毒贩子们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过日子，个个都是惊弓之鸟，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比如电话突然要不通，或者对方通话不爽快，说话支支吾吾，上家马上就会掐线走人，逃之夭夭。所以，对在押嫌疑人的口供突破，必须是一个极短的过程，以保证下家和上家的联系不致中断，才可能扩大战果。
经过艰苦的审讯，“阳春面”的上家也浮出了水面。此人叫刘静波，３７岁，曾因流氓罪判刑１３年，１９９３年从新疆刑释回沪。
刘静波与其弟刘静晓共同组成了一个家族型的贩毒团伙，其主要成员不少于５人，大多具有亲缘关系。刘氏团伙还与多名零包毒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一个跨越好几个区的毒品销售网络。“阳春面”交代，和刘静波的交易，每次都在７００克以上。来头不小。
这是一个极有“经营”和发展价值的线索。
施煜把情况向支队和分局领导作了汇报，分局又向刑侦总队汇报，决定成立“９９８３”专案侦破组，由分管副局长杨海华任组长。
９月８日，刘氏团伙有大动作出手。刘静波指使团伙成员携毒资３７万元，南下广州购买毒品。２天后，团伙成员返沪，但毒品不在他们乘座的飞机上。次日获知，经过伪装的毒品已从铁路托运回沪。人货分离，手段很专业。
９月１２日，团伙成员从托运站取回毒品，送入刘静波位于闸北的住处，并购买了千斤顶、模具、金属筛网，准备对毒品进行加工。
专案组决定：立即收网。
当晚，刘静波家陷入天网。刘家共有三道铁门，除第一道可以通过物业部门打开外，其余都控制在刘家人手中。如果硬闯，劈门，或者砸门，房内的嫌疑人都有足够的时间销毁证据。施煜权衡再三，决定亲自带两名队员，埋伏在刘家的铁门外，等待机会。这个办法虽然笨点，但切实可靠。施煜心想，就算你一夜不出门，但明天早上呢，总有人出来买早点、上菜场、取牛奶吧？到时候，只要铁门稍稍打开一道缝......
施煜做好了通宵伏击的准备。
虽然高科技手段已经频繁应用于案件侦破，但基本和大量的，却依然是此类毫无传奇色彩的寻常套路，需要侦查员们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和精力来承受。
施煜的运气真是不错。夜里９点多钟，三个人进入伏击点刚刚几分钟，就听到刘家的铁门哐啷一声开了。事后得知，开门的是刘的姐夫。施煜二话不说，猛虎扑食般直闯而入，吓得开门人魂飞魄散。
施煜主张，杀鸡要用牛刀，一招致胜，不给毒贩以反击的机会。
刘静波此刻正斜倚在沙发上看电视。申花队的甲Ａ足球赛......
刘氏团伙５人全部落入法网。警方缴获海洛因３．３千克，毒资６万元，还有一辆用于运送毒品的摩托车。
３．３千克毒品，足够掉几次脑袋的量。刘氏兄弟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刚进来的时候，也和当初的“阳春面”一样，后槽牙紧咬，就是不开口。然而８个昼夜之后，从突然被捕的震惊中逐渐缓过劲来的毒贩子们，在死亡阴影的威逼下陆续开口。刘氏团伙的上家在广州。
“经营”仍将继续。
一个大胆的设想，经刑侦总队、分局、刑侦支队几级领导的反复酝酿，终于拍板，并责成施煜拿出具体行动方案。方案的大体框架是：利用立功心切的刘氏兄弟，再次南下广州，以购货的名义，调出毒枭，一举擒获。
这个方案的基本立足点，是建立在对刘氏团伙的把握度上，因为后面的“戏”要靠他们去演，无人可以替代。然而，为把这场“戏”演得逼真，刘氏团伙中就必须有人在一段时间内脱离警方的直接监控，去与毒枭周旋。而在这段时间内，谁有把握保证脱控的对象不反悔，不节外生枝？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既然谁也没有这个把握，万一出事，比如毒贩逃跑了，或者自杀了等等，该由谁来承担责任？类似的事故不是没有先例呀。
施煜当然不会回避一个缉毒队长理应承当的责任。然而领导们的视线，却越过了他的肩膀----分管副局长杨海华深藏若虚，早已把赴粤行动组组长的重任独揽在肩。
说到这个细节时，施煜的神态有些激动。为领导在关键时刻的坦荡、豁达与勇气而激动。
刘氏兄弟按指令向广州的毒枭发出了要货信息。
９月２４日下午，行动组在杨海华副局长的带领下，飞赴广州，同行的还有逆用的两名对象。此前，广州警方已在公安部禁毒局的协调下，为他们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
到达广州后，逆用对象熟门熟路地住进了华海大厦２０１２房，这里是他们以前两次购毒的成交点。从逆用对象住进华海大厦开始,他们将暂时脱离了行动组的贴身监控。密布在华海大厦、以及２０１２房四周的所有警方便衣人员的神经，都在这一刻蓦然抽紧。
按设计方案，远在上海的刘静波要通了广州毒枭的电话，通知对方自己的马仔已到达广州，要求立即交易。也许是前几次买卖都十分顺利的缘故，毒枭果然上钩。１０分钟后，两名新疆籍毒贩出现在２０１２房。交验完样品，两名毒贩离开华海大厦，返回驻地取货，就在他们取来毒品，再次进入华海大厦的时候，行动组果断出击.....
此役从两名新疆籍毒贩身上及其驻地，共缴获毒品１２千克、毒品添加剂６０千克、毒资１万元，以及一批毒品加工工具。等忙完这一切，神经高度紧张的施煜只感到浑身骤然一松，才发现自己已经近１０个小时没有吃过东西了，然而面对丰盛的夜宵，疲惫不堪的他却找不到一点食欲。
虹口分局魏伟民局长在介绍缉毒队的成功经验时，曾概括为三条：
一是有“经营”意识，得到线索不简单操作，而是顺藤摸瓜，深挖大案；二是有攻尖意识，以躲藏在幕后的大毒枭为目标，大处着眼，锲而不舍；三是领导重视，从精神上、物质上、装备上向缉毒队倾斜，在紧要关头，领导亲自出马，承担风险，身先士卒，带出缉毒队一批人材。
“９９８３”案对魏局长的话作出了最生动的诠释。２０００年１月，施煜升任虹口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继续分管缉毒工作。
沽一口失败的苦酒，雪耻的火焰在胸腔里呼喇喇燃烧
一个“蔚”字，使安蔚的名字平添几分女性色彩。
安蔚，虹口分局刑侦支队现任缉毒队队长。３３岁的小伙子看上去既敦实，又“富态”，体型呈明显超标的趋势。“生活没有规律，内分泌失调，所以胖。”安蔚“嘿嘿”一乐，很专业地向我们解释他 “发福”的成因。
安蔚对工作的投入在队里是出了名的。一则有关他的逸闻在刑侦支队颇为流传：一次分局领导出面慰问侦查员家属，其中也有安蔚年轻的妻子。领导问安夫人，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安夫人答，和安蔚一起吃顿饭。
满脸倦容的刑侦支队支队长杨璐在向笔者讲述这则逸闻的时候，神态不免有些动容，语气涩涩的。也许，从部下的身上，他还看到了 自己。
安蔚１９９１年从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政治侦查专业毕业，起先分配在嘉兴派出所当户籍警。小伙子不安心，对所里的破案组心向往之，几番请求调动，所长就是不松口。没办法，安蔚只有服从，但脑子里成天想的还是破案。管区内有一个小姑娘吸毒，被安蔚拿住，交代毒品是从一个叫“小新疆”手里买的。安蔚兴致勃勃，以为这下有案可破了，辛辛苦苦地开始排模追踪。一个月后，“小新疆“终于手到擒来。安蔚打报告申请逮捕，几次三番，报告都被法制科退了回来。一问，原来是证据不足，单凭当事人的口供，不能批捕。最后只能按治安案件处理，构不成刑事案件。
安蔚这才明白，破案不是那么容易的，光靠一腔热情远远不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偏在这时候，所长通知他，同意他的请求，调破案组工作。安蔚喜出望外，怎么案子办砸了，心愿反倒实现了？
这就是领导用人的一种策略喽。安蔚现在也是领导，不难琢磨其中的奥妙。
２００１年３月，已经担任嘉兴警署刑侦队队长的安蔚，调任分局刑侦支队，成为缉毒队的第二任队长。这时的安蔚，对于缉毒已相当老到。包括“５２０”案在内，大大小小的案件经历了已经不下几十起。安蔚坦诚，其中也不乏失败。
“５２０”案以后，大家对缉毒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所谓缉毒，就是控制交货，然后对出售毒品的一方进行跟踪，一般毒贩居住的地方，也是藏匿毒品的窝点。这时就可以人赃并获，一举破案了。但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样的认知太落伍，太老套了。安蔚曾经经历过一起案件，对毒贩连续监控了一个多月，但始终没找到他藏毒的总窝点，最后还因我方的行踪暴露，毒贩逃之夭夭。
安蔚不忌言失败，哪怕是惨败。惨败留给他的，是比成功更清晰的记忆，比辉煌更深刻的清醒；是滴水不掺的烈酒，沽一口，雪耻的火焰，就在胸腔里呼喇喇燃烧。
人货分离，货款分离，集团化，公司化，模块化，等等，等等。贩毒团伙的组织形式和反侦查能力，在屡战屡败的过程中日趋严密、不断攀升。为之，他们不惜付出高昂的成本，与警方进行殊死的周旋。
以往贩毒，往往是一个老板，一个马仔，发货收款都由这一个马仔包了。方式原始，成本低廉。现在不是，一个老板手下，起码３到４个马仔，藏货、发货、收款，各司其职，互不交叉。你如果只监控大老板，可能看到他成天除了打电话，还是打电话，和毒品、钱款根本不沾边。但实际上，就在电话往来间，Ａ团伙的老板，可能已经与Ｂ团伙的老板谈妥了一笔“生意”，而两个团伙中的发货马仔和收款马仔，也正按照电话指令，彼此对口地行使交接职能。发货的，绝对见不到钱，收钱的，根本看不到货。万一失手，货与款，至多损失一头，而且可以保证老板的安全。在某些个案中，毒枭们甚至以电汇的方式，异地支付钱款。令人诧异的是，想象之中面目狰狞的毒枭毒贩们，在毒品这门特殊的交易中完全凭承诺运作，并无任何外在的制度约束和组织监督，却绝对称得上“信誉卓着”，和满大街诚信流失的朗朗乾坤形成巨大反差，岂非咄咄怪事！此外，为了反侦查，有的贩毒团伙，还设立了总库房和分库房，凡有“生意”成交，先从总库房驳运部分毒品到分库房，然后再从分库房发货。司职分库房的小马仔，对总库房的情况一无所知;司职总库房的大马仔，也不必冒街头发货的风险。即使街头交接毒品，也采用ＡＢ角双套保护制。Ａ角（或Ａ车）在前，Ｂ角（或Ｂ车）殿后，或Ｂ角进入视野开阔的制高点，负责从后面或高处观察Ａ角身后左右的情况，发现异常，比如跟踪，立即电话通知前方停止行动。还有更绝的，发货时间定在凌晨，此时街头人迹罕至、一片空旷，警方根本无法实施跟踪。有时候，在判断不清身后是不是有“尾巴”的情况下，两个明明住在一起的毒贩子，会在住地门前戏剧性地握手告别，然后各自绕道，分别回“家”。由于移动电话在毒品交易中使用频繁，为防止暴露，每完成一笔大宗的交易，毒贩子们必弃旧换新，以防止号码外泄。以至每每破案，战利品中新手机总是少不了的。
历数毒贩子们的阴招、损招、奇招、怪招，安蔚如庖丁解牛、剔骨入髓。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２０８”案，堪称集中了贩毒团伙多种手段之大成。然而，安蔚和他的战友们，还是打了一个漂亮仗。
２００１年２月初，一个以甘肃、青海籍犯罪分子组成的贩毒团伙，携大量高纯度的“ＡＡＡ”牌海洛因东进，野心勃勃地试图一举占领上海市场。这批毒品全被加工成圆柱型的“棒棒货”，以区别以往缅甸产的块状“板子货”。毒品市场也有竞争，也讲究以质取胜，这对正人君子而言，简直匪夷所思。
“２０８”专案侦破组旋即成立。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线索模糊的情报，虹口警方对这个团伙的组织结构、成员构成、分工情况、交接货方式、毒资流向及团伙成员落脚点，均一无所知。
从新近来沪的甘肃、青海籍人员查起。到２月中旬，已基本摸清了这批毒贩的情况。毒枭吴建明，男，４３岁，甘肃酒泉人，团伙首犯，负责上下家联络和操纵指挥团伙成员。马仔林英，女，３１岁，马仔曹青梅，女，３３岁，二人均为青海西宁人，分别负责运输和发货。马仔马少成，男２６岁，甘肃康乐人，负责看管和窝藏毒品。这批毒贩，在上海租借民居作为相对固定的落脚点，但只要有交易，全部活动都在临时开房的宾馆酒店进行，决不危及老巢。而且更换频繁，行踪不定。今天在共和新路的中土大厦，明天也许就转移到了新客站远东不夜城，而后天，天潼路新亚大酒店又出现了他们的身影。所谓的“狡兔三窟”，与之相比，亦显逊色。罗列其手段，如环环相套的ＡＢ角保护、凌晨发货、人货分离、货款分离、总库房与分库房隔离、电汇毒资等等，均在本案中出现。这给安蔚他们的监控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为了摸清他们的活动规律和藏毒窝点，最多的一天，缉毒队加刑侦支队，共出动了５０多名侦查员，仍然不够用。
手段的变本加厉，预示着该团伙将有大动作出台。据侦查，仅２月下旬，在远东不夜城大酒店，毒枭吴建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就经手毒资９１万元。由于尚欠火候，缉毒队没有出手。
２月２１日，贩毒团伙原存的货物售磬。２３日上午，吴建明匆匆收拾行李退房，随后赶往长途汽车站，独自一人登上了一辆南行的长途汽车。
经查，汽车驶往杭州。
这个时候的判断是最困难的。谁也搞不清吴建明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是警方的监控被他们发现了？还是交易完成就此挪窝了？或者，再进新货？
安蔚判断，我方的行动并无暴露的迹象，吴建明不可能逃跑。他的“生意”势头正健，偏偏存货告磬，对于惟利是图的毒贩子来说，没有理由放弃。因此，吴建明此行除了进货，别无选择。
专案组完全同意安蔚的判断。并决定，人赃并获的破案时机已经成熟，一俟吴建明携毒返沪，立即收网。
２４日下午，运输兼发货马仔的曹青梅在她与林英同住的大连西路租赁房内出现，但不见林英的身影。第二天上午，林英的身影也出现了，但不是在大连西路，而是在天潼路的新亚大酒店附近，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墨绿色旅行袋。细看，离她身边不远处，还有一个侦查员们熟悉的身影：吴建明。
这个行踪诡秘的大毒枭果然回来了。正是交通流量的高峰时节，天潼路上车水马龙，尽管监控也有难度，但比凌晨时分监控发货的毒贩子容易得多。
林英已经走到新亚大酒店的门前，顺手放下了旅行袋。这是一只阿迪达斯的名牌旅行袋，品质优良，墨绿的色彩很醒目。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林英、吴建明突然弃旅行袋于不顾，双双转身走向马路对面。站在马路的另一侧，吴建明、林英四目交织，齐刷刷射向对面那个墨绿色的点。
稍顷，一个身着蓝色西装的魁梧汉子，出现在酒店门前。只见他神色自若地提起旅行袋，踱向路边，朝着一辆空驶的出租车挥了挥手，一猫腰，钻了进去。墨绿色旅行袋中装着的，显然是吴建明刚从外地进的货，而身材魁梧的西装汉子，必定是专司窝藏毒品的马少成无疑。
事后得知，林英、曹青梅２３日上午乘长途汽车到杭州，尽情赏玩了一天西湖胜景。吴建明此后也赶到，并于当晚７时与二人会合。
２４日下午，吴建明命曹青梅先行返沪，自己则带林英乘长途汽车前往苏州。第二天清晨，吴建明独自一人前往苏州郊区进货，然后把装有毒品的阿迪达斯旅行袋交给林英，命其塞在长途汽车的座椅下面带回上海。吴建明自己则租了一辆出租车，一路尾随长途汽车，监视观望。直到车入上海市境，才与林英在曹安路轻纺市场会合。
追踪毒品始终是侦破的关键。正在大连西路对曹青梅进行监控的安蔚接到报告后立即赶了过来。此时的马少成已经四川路，回到了他在东宝兴路的住地。为防止暴露，跟踪他的侦查员没敢趋近观察，只知道他进了４５８弄，不知道几号几室。
４５８弄内有３个门牌号，数十户居民，排查需要时间。
也许是警觉到楼外的情况有些异常，心神不定的马少成端着一个烟灰缸走下楼来，佯作倒烟灰，实则窥测动静。
端着空荡荡的烟灰缸装什么蒜！安蔚的第六感此刻异常活跃，对着马少成突然喝问：“叫什么名字？”
完全下意识的，马少成脱口而出：“我叫马少成。”
安蔚一喜，上前揪住不放：“住几号？”
“......２号”。马少成迟疑了一下，报出了一个号码。这一迟疑说明他有点醒过神来了，但临时瞎编想象力又跟不上趟。
“哼。走，查１２号！”安蔚果断命令。
马少成彻底醒过神来了。他没想到这个警察这么厉害，毫不费劲就戳穿了他的谎话。马少成不能不作困兽斗。他猛然挣脱安蔚的手臂，欲往外窜。安蔚反应也极快，顺势一把抱住他的腰。奈何马少成人高马大，蛮力十足，安蔚根本占不了上风。探长季汝松见势也扑了上来，双方扭作一团。二对一，可还是制不住马少成。安蔚急了，心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让对象跑了，我安蔚在上海滩可就出大名了。于是声嘶力竭地张嘴大叫同来的伙伴：“李超……”
同来的侦查员共５人，其他３人在查另一个门牌号码，闻声急急赶来。其中一人操起一根大棒，朝着马少成一棒子夯下去，这才救了安蔚的驾。
从１２号房内，搜出“ＡＡＡ”牌高纯度海洛因８包，共计１６．１４千克。
当天下午４点２０分，各行动小组的侦查员同时出击，分别扑向各自监控的目标。吴建明在浦东八佰伴商厦后门刚刚坐上出租车，又被拽了出来；在四川北路宇航宾馆新开了房间的林英、曹青梅，也双双落入法网。
幸福，是不被察觉的明快与安详
采访基本告一段落。晚上，施煜、安蔚和缉毒队全体队员们，一起坐进了天通庵路上的一家火锅城。包括安蔚在内，赫赫有名的虹口分局刑侦支队缉毒队，总共只有７个人（是日缺席１人）。只消一张火锅桌，全队统统被搞掂。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屈指可数的年轻队员吧：
季汝松，３０岁，探长，在与马少成的搏斗中我们已经认识了他；缉毒队最权威的秀才，所有的结案报告、文字材料都出于他的手笔；在２００１年全市刑警业务比赛中，小季独占鳌头，拔得头筹，很是风光了一回。
王骞，３１岁，身高１米８５，健硕彪悍，在一次与罪犯的搏斗中，曾抖擞如山的身躯，一举压折对方６根肋骨。王骞还特别擅长开车，在追捕逃犯乘坐的桑塔纳时，曾经创下过驾驶“昌河”小面包，以１００多迈的高速，飞车高架路的记录。
钱伟，３４岁，队里最年长的大哥，拥有着与王骞同样高大的身材，１米８５；同伴们噱言，钱大哥最擅长寻找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在大家饥肠辘辘的时候，突然端出一盘油炸臭豆付什么的。钱伟还擅长审讯，连珠炮似的发问，足以把犯罪嫌疑人打蒙。
郑翔，３２岁，缉毒队的新生力量，刚从其他部门调来。队员们偷偷“揭底”：他是搞情报的，很厉害的角色。
张佩春，女，缉毒队唯一的大姐级人物，把队里的内勤搞得有条不紊；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女侦查员，“９９８３”案中，出入华海宾馆２０１２房的“女服务员”就是她。
孙黎俊，唯一的缺席者，也是笔者采访期间始终无缘照面的缉毒队员。缺席的原因----当新郎官，旅行结婚去了。２９岁的新郎官本来早就该完婚，可是任务压身，婚期一拖再拖。同伴们介绍，小孙身高１米８０，是一名出色的摩托车手，每次行动中，都担任“头梢”。所谓“头梢”，就是在追踪毒贩时，第一个“贴”上去的人。
面对这些刑警中的俊杰，我想起虹口分局魏伟民局长对他们的评价：对缉毒队的成员，我们配备的都是年纪青、悟性好、自身正、业务精、行动能力强的侦查员。魏局长的评价千真万确。
三月的上海春意昂然，火锅城里人头攒动，食客满座，生意出奇的好。窗外，华灯初上的街头分外璀璨。我的心里有一股浅浅的暖流涌动，明快而安详。没有人留意我身边的这一桌人，没有人在乎他们都是谁，惟有沸腾的火锅漾起的雾气，在食客们的指尖嘴角，在杯盏美食觥筹交错间，幸福地弥漫开去......
（姜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