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上海的食米问题》（档号B0-13-196）由民国时期的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于1949年3月，属于“工业问题丛刊”的第八号。“工业问题丛刊”由当时的工商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不定期出版，专供工商界及相关机关人士参考，前七号分别为“工业问题座谈纪要合辑”、“战时生产局特辑”、“重庆煤矿业及煤焦管制问题”、“工业会与工业同业公会制度研究”、“战时工业管制检讨”、“上海工业现状”、“上海的燃料与动力问题”。从以上标题来看，该系列丛刊主要以战时及战后重庆、上海的工业为考察对象，探讨了煤矿业、工业会、工业同业公会、工业管制、燃料等工业问题。该小册子虽然只有15页，却旨在通过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文字向读者介绍上海在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的粮食问题。

第一部分介绍了“米的来源和供应状况”。

古语云：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百姓生存的基础，食足则民安，否则社会定会动荡不安。开埠以后，上海城市的超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人口的膨胀。据档案记载，上海人口在1900年就超过100万，跃居中国第一，1915年超过200万，1930年突破300万大关，成为中国特大城市，远东第二大城市，也是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1948年11月，国民党实行户口总清查，清查出的人口总数为544万，其中非上海籍人口占上海人口的80%以上，可见，上海乃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就如此大型的移民城市而言，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势必对上海人民的吃饭问题产生不小的难度。

上海米的来源几乎全部都要依靠外地供应，因此米市形成较早。苏、锡、常等地米客，从苏州河船运来沪的米粮，多集中在闸北新闸桥一带的徐大兴等8家米行交易，称北市；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由长江航运来粮和杭、嘉、湖进黄浦江的米粮，多在南市丰记码头到王家码头之间，豆市街的小润泰、周义记等八九家豆米行交易，称南市。南、北米市场以现货为主，也有路货和期货贸易。上海粮商同全国各地的粮商形成网络，互通信息，新兴的粮商资本已有相当的根基和实力。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曾说：“欲断米商之操纵，非由政府予以相当之管理及分配不可，但米商与内地米行俱有联络，招之便来，麾之便去，不难左右本市粮之到数。”

第二部分的内容为“米价波动与米粮管制”，第三部分为“计口授粮”，这两部分是全书的重点，详细描述了抗战胜利后上海米价的波动、面临的米慌以及国民政府采取的粮食配售政策。

粮食价格为历代当政者所关注。清康熙始，各地粮价须按月向朝廷报告。雍正时期进一步推广，到了乾隆作为一项制度普遍实行。乾隆二年至宣统三年（1737～1911年），松江府175年完整的粮价资料中，前60年每石粳米价格，稳定在1～2两白银之间浮动。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1875～1911年），每石粳米从白银2.89两上涨至7.98两。

民国元年至26年（1912～1937年），粮价有过较大波动，但25年的粳米价，年平均仅上升2.22%。民国26～34年，八年抗战期间，上海被日军占领，粳米价格上涨6万倍。抗战胜利后，民国34年9月末，每石粳米3724元，民国37年8月，每石配给米300万元，市场价逾6000万元；8月19日，发行“金圆券”，价格冻结，10月，每石配给米金圆券11.13元，次年5月21日，每石粳米即达金圆券45000万元。粮价飞涨，民众愤怒。

民国38年4月2日开始，米价空前剧涨，市场白粳每石金圆券11.7万元，特粳12.3万元；次日，白粳16万元，特粳16.5万元。9日每石29万元；13日每石52～54万元；15日每石70多万元；18日每石100万元；22日限价每石200万元，场外价达300万元；5月13日，白粳每石价4400万元；21日，白粳每石45000万元。不久，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统治，以全面崩溃而告终。

我们再来看看粮食的配置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猛涨，粮食匮乏。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在民国35年6月19日上海粮食问题汇报会上承认：上海之米粮形势已达危险程度，将发生米店无米、餐馆停业、骚动和抢米等事件，本人因忧虑米事，已夜不能寐。民国37年3月，实施全面配给，市民凭证每人每月配粮7.5公斤，4月，即实行持证购米，“门有长队，店无存粮”。同年8月19日实施限价，米源越限越少。10月，配给米“每证面粉10斤，不愿吃面粉的待有米时再购”。次年3月，配给米，“每人整米二市斤，碎米三市斤”。市民怨声载道。

民国37年8月19日“改革”币制，以金圆券1圆兑换新法币300万元，并实施限价政策，米价越限越高，粮源愈来愈少。每逢米店出售配米时，居民蜂拥而至，人山人海，唯恐买不到米。1949年2月4日黑市米价每担高达金圆券七、八千元，米店停业。3月15日公布，本市3月份计口配售米，每人整米2市斤，碎米3市斤。4月份配米每人5市斤，5月份配米每人5市斤。5月27日上海解放，民国期间上海粮食配售结束。

接下来的第四、第五、第六部分分别介绍了“米业组织”、“碾米工业”、“食米的存底问题”。

通过这本鲜为人知、言简意赅的小册子，上海解放前粮食问题的历史得以比较清晰地呈现，我们不难发现，人民的吃饭问题的确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国民政府曾经无法解决的难题在30年后的共产党手中得到了彻底解决和根治。政权的孰优孰劣，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