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特别市第一警察局颁发给伊娃的居住证
犹太难民Reha就读虹口的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时的成绩单
原犹太难民捐赠给纪念馆的安息日烛台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白马咖啡馆外景
白马咖啡馆内景
这是一张特殊的上海居住证，1944年6月7日由“上海特别市第一警察局”颁发，编号“外 第12746号”。发黄的纸张外缘残破不齐，但不影响主要内容的辨识，甚至证件主人留下的左右食指的指纹也历历在目——一个名叫伊娃·泰歇尔（Eva Teicher）的13岁小姑娘，职业为学生，住址是唐山路781弄39号。证件照上的她卷发大眼睛，笑容甜美，活像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让人很难将她与“国籍”一栏写着的“无籍难民”联系起来。
伊娃的“无籍难民”身份源于她的犹太血统，按照希特勒的法令，德国犹太人统统被剥夺了国籍。二战时期曾有约2万名犹太人为躲避纳粹迫害流亡至上海，伊娃就是其中的一员。1943年，她在虹口邂逅了同样是从柏林逃亡至上海的、比她年长两岁的弗雷德·安特曼（Fred Antman）,同患难的命运使得两颗少年的心越靠越近。1946年，弗雷德随家人去往澳大利亚定居，他们不得不痛苦分手。好在伊娃一家于次年也来到了澳大利亚，1953年，两人终于结束了爱情长跑，在墨尔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迎来了安定的生活。经过多年的打拼，安特曼家族经营的女装曾经是澳大利亚最着名的时尚品牌之一。伊娃和弗雷德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家庭美满，膝下有六个孙子孙女。不过这对夫妇与上海的缘分并没有结束。2011年，弗雷德带着他出版的自传《三城故事：柏林—上海—墨尔本》，携伊娃回到了阔别65年的上海，并将跟随他们半个多世纪的上海时期的照片、证件等珍贵档案托付给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下文简称纪念馆），这其中就包含了伊娃的上海居住证。
笔者获悉，与此身世相同的、能反映犹太难民来沪避难经历的档案文献和实物原件，纪念馆目前已掌握了286件，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中。
在随主人辗转异国的六七十年后，竟又飘洋过海回到了上海——且不论这些档案背后藏着多少秘密，它们本身的“回家”之路就颇具故事性。
“做有影响力的纪念馆，一定要有档案史料来支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上海是全球屈指可数的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从1933年到1941年，总计约2万名欧洲犹太难民先后来到上海尤其是虹口地区，在上海人民的帮助下生存，其中约1.4万名在1943年2月后集中居住在虹口提篮桥区域，即日本人划定的“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他们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共渡难关，至1945年二战结束，他们中的大多数得以保全生命重获自由，并陆续离开上海这个避风港，去往世界各地。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2007年底，虹口区政府在对摩西会堂旧址进行全面修缮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向公众开放。摩西会堂位于虹口区长阳路62号（原华德路62号），是二战期间在沪犹太难民经常聚会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会堂的建筑图纸作为档案有幸得以保存，此番整修，便根据图纸的记载修旧如旧地恢复了会堂1928年的历史风貌，并新设了两个展厅和一个中庭小广场，力图重现历史场景。
“犹太人避难上海是世界民族流亡史和避难史上非常独特的事件，也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特殊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人道情怀。世界上有关犹太难民的博物馆和纪念馆很多，但是没有一家是讲述这一事件的，所以我们必须自己讲好这段故事，传播这段历史。”馆长陈俭对纪念馆的定位有清晰的认识。
虽然开馆伊始便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并接待了不少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反响不俗，但遗憾的是，纪念馆拿不出一件货真价实的档案原件，可供展出的只有复制的资料、照片、油画、雕塑和视频等，“无米下锅”的尴尬深深困扰着陈俭。“没有史料佐证的历史故事是苍白的。我们不能让这段历史停留在复制品上，而要把实实在在的东西拿出来。做一个有影响力的纪念馆，一定要有档案史料来支撑。如果一页档案都没有，那我们纪念馆作为曾经的历史现场，情何以堪？”
某日，一个犹太人导游主动向陈俭展示了一张犹太难民在上海登记结婚的证书。这是陈俭看到的第一份原始档案，“感觉很震撼，通过这薄薄的一页纸，几十年前的犹太难民生活一下就呈现出来，颠覆了我以往的认识——留在欧洲的犹太人正在经历大屠杀，而逃出来的人却在上海结婚生育，工作上学，照常过日子，并没有陷入水深火热的境遇。”陈俭当时就打定主意，一定要收集到相关的档案文献和实物，以充实馆藏和展览内容，让纪念馆讲述的这段历史更真实可信。
“要感动这些原犹太难民，让档案回家”
2007年距离犹太难民大批涌入上海的1937年，已经过去整整七十年了，亲历者即便健在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且散居在世界各地。寻觅当时的旧物谈何容易？
纪念馆先是遍访了原犹太难民曾经居住过的里弄，从老邻居手上收集到一些犹太人当年的生活用品。比如一家奥地利犹太难民曾经使用过的一套心形雕花桌椅，在他们离开中国后被他们的房东保留着，如今在纪念馆展出。
但光靠这些捡漏是远远不够的，当务之急是想方设法寻找目标——保存有实物档案的原上海犹太难民及其后裔。一种目标是“主动送上门来的”：早在2006年，虹口区就组织过原犹太难民寻根活动，那时来了很多原犹太难民，此后纪念馆就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这些年来，纪念馆的来访者中不乏原上海犹太难民本人或其后裔、朋友，陈俭要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具备强烈的档案征集意识，要像猎鹰一样，仔细观察纪念馆所有来访者，一旦发现与那段历史有关的人，就“死缠烂打”，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日后深度挖掘他们的故事和史料。值得一提的是，纪念馆拥有一支充满活力而又敬业的志愿者队伍，他们主要由在校大学生组成，在承担讲解工作的同时，也寻获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另一种目标是走出去多方打探得来的：纪念馆与世界各地的上海犹太难民联谊组织建立了长期联系，请他们提供原难民的信息，协助收集档案史料；还加入了由多个国家的大屠杀纪念馆组成的“大屠杀组织协会”（AHO），以方便与同行交流，掌握行业动态。从2011年开始，纪念馆每年都以“犹太难民与上海”为主题到国际上巡展，已先后造访德国、以色列、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选择这些地方是有目的的，它们或是犹太人聚居地，或是与二战历史有关。每到一地，纪念馆总是把办展与寻访犹太难民和征集档案的工作结合起来，邀请原上海犹太难民参加活动，先为他们做口述历史的记录，接下来再顺水推舟地征集实物。一旦成功，便就地举行颁发捐赠证书的仪式，以“昭告天下”，纪念馆既是来办展览讲故事的，也是来征集档案的。
从多种渠道入手，确实找到了不少保存有档案史料的原犹太难民或其后裔。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但能爽快答应捐赠的却不多。原来，当他们移居到世界各地后，当地的纪念馆早就“下手为强”，向他们征集档案了。在世界范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中犹研究会、依浮研究所、利奥••贝克研究所以及设在美国加州北岭州立大学的“老中国通”文献委员会等都开展了相关主题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很多原犹太难民表示，能捐的都已经捐出去了，留在身边还没有捐出去的东西，就是他们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
一次，德国驻沪领事馆请了一位70多岁的澳籍犹太人来演讲，老人提及自己还珍藏着幼年来沪的船票票根。这正是纪念馆梦寐以求的档案，它足以证明70年前那场改变命运的迁徙真实存在。陈俭试图说服老人把它捐出来，老人却说：“这张票根跟了我几十年，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有生之年我是不会让它离开我的。”但是老人认可纪念馆的征集工作意义重大，于是他把四千元演讲费捐给了纪念馆。
在老人眼里，这哪里仅只是一张小小的船票，它分明承载着一段难忘岁月全部的哀乐、眼泪和悲欣交集，再多的金钱也负荷不了它的价值和分量！对这种感情，纪念馆表示充分理解，但并不就此放弃努力。陈俭鼓励他的团队：“我们必须感动这些曾经的犹太难民，让他们认识到把档案捐给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让这些档案回家，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他的带领下，纪念馆对锁定的目标展开了细水长流的“感情攻势”。廖光军是纪念馆的高级顾问，她和同事在电子邮箱通讯录里建了一个“原犹太难民群”，成员包括原难民及其家人或朋友共五六十位。在特别的日子里她们会发邮件致以问候，并时常向他们报告纪念馆的重要活动讯息和工作进展，甚至展览的设计稿也会群发给他们征求意见。“他们很喜欢这种探讨，通过这些互动他们觉得我们很专业，能对档案负责”，廖光军说。
经过多年的联系与沟通，群里的成员已经成为了纪念馆的好朋友，他们为纪念馆录制视频，讲述自己深藏心底的往事，并捐出了珍藏多年的纪念品。群里年纪最大的是一位102岁的老太太萝丝·吉若内（Rose Girone），现居美国，1939年与丈夫携6个月大的女儿瑞哈（Reha）从德国来到上海避难，在提篮桥地区生活了八年。萝丝捐给纪念馆的东西中就有女儿瑞哈1946年在虹口的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俗称上海嘉道理学校）就读时的成绩单。这张小小的成绩单显示，七岁半的年龄段要学习圣经、写作、阅读、朗诵、数学、通识、体育等十三门课程，这分明昭示着犹太民族即便在命如悬丝的时刻也不放松对后代的教育。众所周知，饱经磨难的犹太民族在经济、科技、艺术等领域为世界贡献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也许正是这种对读书求知的强烈渴望成就了他们。1988年，萝丝母女俩到虹口寻访旧居，受到弄堂居民的热情欢迎；2013年9月纪念馆在美国纽约办展时，她们又出席了开幕式，成为全场焦点。“萝丝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前段时间她过生日，我们在网上为她订了束鲜花。”
原犹太难民圈子中也不乏热心人士，主动为纪念馆牵线搭桥，传播信息。索妮娅（Sonja Mühlberger）和萨拉·伊玛斯（Sara Imas）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索妮娅1939年在上海出生，现居德国，集教师与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为一体，还出版了多部关于犹太人避难上海的书籍。她曾带着她和弟弟的出生证、家庭照片等，回上海寻访旧居，被媒体称为“带着出生证回来的上海宝贝”。萨拉1950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1940年从德国来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母亲是江苏人。新中国建立后，萨拉一直生活在上海，可以讲流利的普通话和地道的上海话，中以建交后曾移居以色列，后又回到上海，是成功的商界人士。作为目前所知唯一还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后裔，她为纪念馆以及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对外联络和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帮助。这两位女士如民间大使一般，经常在各种场合讲述那段历史，不遗余力地维护中犹友谊。
对这份得来不易的信任，纪念馆始终小心呵护。一位89岁的原犹太难民曾写信来质疑，说2004年曾将几份文件捐给纪念馆，后来不知所终。廖光军在第一时间字斟句酌地写了封长信向他解释来龙去脉，终于获得他的释然。“这位老先生对犹太人避难上海的历史颇有研究，而且原犹太难民本身也有一个互动的圈子，负面的信息和情绪如果处理不好，会有连锁反应。”廖光军解释说。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纪念馆在原犹太难民群体和国际同行间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征集工作的局面逐渐打开，甚至有一些原犹太难民主动与他们联系。面对犹豫再三的征集对象，纪念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们征集档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讲述你们避难上海的经历，让后代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档案保存在您手上，仅仅是您个人或家庭的回忆，如果捐给我们，就为后代留存了记忆，成为世界的记忆。”征集对象被这一理念所触动，也被纪念馆的敬业和诚挚打动，纷纷捐赠了收藏品或承诺日后捐赠。也有一些档案是老人离世后，由他们的子女捐赠或出售给纪念馆。此外，纪念馆通过开展机构间的国际合作，以购买和共享的方式也收集了一部分档案原件和复制件。“我们既要与其他纪念馆竞争，还要和时间赛跑。有的老人接受我们的口述采访后没几天就过世了，这更让我们觉得任务紧迫，抢救记忆刻不容缓。”陈俭说。
有些档案的征集过程可谓一波三折。2013年10月，纪念馆到美国芝加哥办展览，得知当地一位老太太保存了很多在上海避难时期的旧物，陈俭便动员她捐出来，老太太答应等开幕式结束后让陈俭随她回家取东西，令陈俭兴奋不已。没想到活动结束后，老太太竟然反悔了，推脱说她的女儿不同意。这事只好泡汤了。2014年底，陈俭意外收到那位美国老太太托人带来的一包东西，打开一看，竟是求之不得的难民档案。但这些东西并不是老太太本人的，而是她的一位刚离世的难友存放于她处的遗物。虽然她自己的东西还是没舍得捐出来，但她对纪念馆的认可和信任已表露无遗。
2015年4月20日至5月20日纪念馆在澳大利亚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办展，动身之前纪念馆工作人员做足了功课，通过互联网向全球的原犹太难民圈子广发邀请观展的“英雄帖”，还在《悉尼先驱报》和澳大利亚的犹太人报纸刊登了展览的预告。开幕式当天虽然遭遇了悉尼十几年来最大的一场暴雨，政府一度呼吁市民不要出门，但晚上六点钟开幕时，能容纳百余人的会场竟然座无虚席。很多老人不仅是一家三代前来，而且担心堵车迟到，就将车停在远处，冒雨步行前来，甚至有一位96岁的老人执意坐着轮椅来到现场。这让纪念馆工作人员深受感动。
悉尼办展之余，纪念馆收获颇丰，不仅深度采访了十位老人，而且还征集到了51份原始档案和一些档案复制件。此外，还借到了1份特殊的档案——日军全面占领上海后犹太难民进出“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时必须佩戴的“通”字徽章，主人就是曾写信来质疑的那位老人。他定居在墨尔本，纪念馆工作人员特意上门拜访并对他进行了深度采访，他很感动，看到纪念馆制作的宣传小册子他非常喜欢，还特别推荐给自己的朋友。在最初的信中他曾斩钉截铁地表示不可能再捐赠，结果被纪念馆的专业精神和诚恳态度所打动，不仅冰释前嫌，还又捐了几份文件和照片，并把珍贵的“通”字徽章暂借给纪念馆做复制品。
纪念馆与那位“票根”老人也一直保持联系，前不久老人来信说，今后会整理出一些东西进行捐赠。还有一位名叫Ruth Callmann的老人，曾在2009年提供了早年护照的复制品，原件在有生之年不舍得离身，在他去世之后，其朋友根据他的遗嘱交给了纪念馆一套护照原件。“这些老人从最初的不肯捐到捐出少量，再到承诺百年之后全部捐出——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肯定。”廖光军欣慰地说。
“终于有底气讲好这段故事”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从2007年至今，纪念馆已陆续征集到286件档案原件，大部分来自海外的原犹太难民及其后裔的捐赠。档案的种类非常丰富，主要包括：犹太难民的身份证明文件、护照、居住证、难民证、户口调查表、死亡证、预防接种证明、结婚证、离婚判决书、驾驶证、开业执照、成绩单、家庭族谱、信函、照片、书籍、生活用品等。其中生活用品可谓五花八门，包含烛台、饰品、首饰盒、放大镜、桌布、徽章、婚纱、玩具等等。
“我们收集的史料已经串联成较为完整的记忆链条，可以反映犹太民族流亡避难上海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也终于有底气讲好这段故事。”陈俭面露自豪。
摊开这些档案，它们的主人逃离欧洲、抵达上海、在上海闯荡拼搏、在虹口隔离区度过艰难时刻、与中国人民同感共苦、离开上海等经历，像一幅幅细节丰富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观者眼前，仿佛仍能嗅到彼时的生活气息。他们在上海谋生立足，像上海邻居学习使用老虎灶和小煤炉，学习简单的中文与上海话，年轻人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学生正常上课，放学后与中国孩子一起在弄堂里捉迷藏，宗教仪式按时举行，音乐会照开，足球队和桥牌俱乐部一一组建，“驴友”们结伴旅游，甚至进行选美表演……“每发现一样东西，我们都会惊讶，原来当时的生活是这样的。”联想起他们的600万犹太同胞在欧洲惨遭纳粹屠杀，生与死形成强烈反差，令人震撼。战时上海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比起地狱般的集中营，这里不啻为天堂，无怪乎犹太人将上海称为“战火中的诺亚方舟”。
许多原犹太难民在回忆中都提到虹口的一家“白马咖啡馆”，这家咖啡馆是1939年由从维也纳来沪避难的Rudolf Mosberg夫妇开设的，持续经营了5年，深受难民欢迎。咖啡馆的建筑在2009年因长阳路拓宽工程被拆除，但建筑图纸和主要构件得以保留。今年，咖啡馆作为纪念馆的二期工程，进行了复建。巧的是，就在纪念馆去悉尼办展前夕，通过广发“英雄帖”联系上了咖啡馆的后人。Mosberg夫妇的儿子——现年96岁的Kurt Mosberg先生和家人如约出席了展览开幕式并接受了纪念馆的采访。老先生当年的婚宴就是在白马咖啡馆举行的，他满怀深情地讲述了许多关于咖啡馆的动人故事。他的侄子Ron Klinger还提供了多张咖啡馆的珍贵老照片，照片清晰地显示了当时的室内外装饰。根据这些线索，复建工程的设计师不惜将原有方案重做调整，以尽可能重现白马咖啡馆昔日风情。
随着档案打捞和研究工作的深入，陈俭和他的团队对这段历史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15年，纪念馆与虹口区档案馆联手，为这批犹太难民档案成功申报了第二批上海市档案文献遗产。在专家评审会上，陈俭有一段精彩的陈述：“这些档案不仅是属于犹太难民的记忆，而且充分说明了上海这座城市以及她的人民所具有的包容和善良，体现了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体现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所以讲述这段历史对传扬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传扬中华民族的美德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286件档案，从无到有，每一件都来之不易。随着征集工作的继续，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上升。档案“回家”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犹太人对上海的特殊情谊。很多捐赠者一再表示，档案不能锁紧保险箱束之高阁，而要向公众展示，以发挥记录和传播历史的功能，这样的“回家”才有意义。“目前档案都交由虹口区档案馆进行保护修复、数字化处理和归档整理，待完成这些工作后，纪念馆将考虑重新布展，”陈俭透露，“这既是为了兑现犹太朋友的嘱托，也是为了完成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段历史的使命。”
（张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