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原高级编辑叶致远

 

冒险义助志士的“白衣天使”

1949年5月初，上海解放前夕，在霞飞路虹桥疗养院一处僻静的角落里，夜深人静，只有一点微弱的火光，映出一张年轻又严肃的脸。看真了，那是个一袭白衣的女青年，披着深色外套，尽量压低身体，遮挡着一堆正在燃烧的纸张。夜色中，她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不时警惕地环视周围，生怕被人察觉。

上海虹桥疗养院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虹桥疗养院206号病房，民盟主席张澜正愁眉不展，枯坐沉思，旁边是同样忧心忡忡的罗隆基，他背着手在病房里踱步，十分紧张。就在相邻的205病房，三名制服大汉正在打牌聊天，配枪在灯下泛着乌黝黝的蓝光。

原来，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打响了渡江战役，23日就解放了南京。26日，蒋介石赶到上海，当天就紧急召见一批军政要员，除了给部下打气，还要屠杀一批革命志士泄恨。他给毛人凤发去密电：“……所有在押的共产党、民主分子、嫌疑犯，包括保释出来的政治犯，一律处置，不给共产党留下活口……”其中就包括民盟负责人张澜和罗隆基。

早在1947年10月就已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的民盟，总部已由沈钧儒等赴港组织恢复，而主席张澜则继续留沪为总部筹款，并策动西南军政首脑起义，这大大触怒了蒋介石。1949年5月9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便准备拘捕张、罗，但因张、罗是很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原本拟定的直接刺杀计划被迫搁浅，加之有事先被中共地下党争取过来的阎锦文从中斡旋，拘捕改为就院监守，张、罗被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206号病房，由三名警备队员住在205病房，昼夜轮班看守。

1949年，张澜（右）和罗隆基（左）在上海虹桥疗养院

当时，除了贴身看守的警员，张、罗所住病区也已被上海警备司令部十多名特务包围。随着解放军不断逼近上海，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地下党预见到，如不及时营救，张、罗在国民党当局撤离上海之前必遭毒手，情势非常紧急。

张澜和罗隆基也知道自己很可能命在旦夕，但比自身性命更堪忧虑的，是民盟大批爱国志士的生命安全。他们手握重要文件，一旦被抄，必将令爱国者们在敌人最后的疯狂反扑中按图索骥，大量屠杀，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张澜急于销毁手里的大批文件资料，但苦于自己入院不久，情况不甚熟悉，不知何人可信。虽有丁、郑院长等相助，但他们目标太大，容易引起特务军警的注意，便让1947年即已入院治疗的罗隆基去设法。罗隆基想尽办法，终于避开特务们的严密监视，悄悄地找到他最信任的名叫金学曙的小医生，托以重任。

在此之前，罗隆基住院期间，金学曙就曾多次帮助过他传递信息，开展工作，因此罗隆基才对她格外信任，找她帮助张澜销毁文件。但今次不同往日，金学曙知道，虹桥疗养院里里外外都是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军警特务，她还知道随着解放军逼近上海，大战在即，国民党正在大肆搜捕、杀害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虽然在各方斡旋下，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马上对张、罗下手，但自己只是一名医务人员，无人保护，帮助张、罗的行为一旦被发现，特务军警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杀害自己，除了打击报复，还可“杀一儆百”，起到恐吓威慑作用。

金学曙没有上过战场，手里只拿过医疗器械，但日寇的炸弹令她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的童年经历，给了她非同一般的坚毅和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刻认识。她深知，唯有顺应民心的队伍，才能为人民争取到真正的和平，而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支持的，不正是这样的队伍吗？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个人的生死存亡又何足惜。虽有性命之忧，但是大义当前，年轻的金学曙，毅然把生死置之度外，点头答应了罗隆基的请求。经过一番密斟，她告诉罗隆基自己晚间会来打针送药，借此机会可先转移一小部分文件，让他和张澜提前做好准备。

就这样，金学曙一次一次成功应付了特务们凶神恶煞般的威胁、不怀好意的盘问，还有擦肩而过的各种危险。她利用自身行医问诊的便利，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机智，成功避开特务军警的耳目，终于把张澜和罗隆基保存的重要文件成功转移，并分批销毁。

虹桥疗养院毕竟人多眼杂，1935年邹韬奋邀戈公振来沪，仅七天戈公振就在虹桥疗养院神秘死亡，论及其病因和虹桥疗养院首屈一指的医疗条件，的确匪夷所思。考虑到安全因素，金学曙清醒地意识到，在严峻考验面前，任何大意疏忽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惨痛损失，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托付。因此，无论是平时相好的姐妹，还是一直敬重的院领导，她都不敢透露一点消息，也不敢寻求任何帮助，生怕危急关头，有人变节，导致功亏一篑。

因此，这一切，金学曙都要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悄悄完成。于是，便有了开头那看似平静，实则万分凶险的一幕。

从罗隆基1947年入住虹桥疗养院治疗肺结核和糖尿病，到张澜、罗隆基1949年5月24日晚最终被救脱险，这期间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传诵甚广，很久以后，还被搬上了电影《建国大业》的大银幕。但是，有关金学曙的义举却始终鲜为人知。

新中国成立后，张、罗离沪赴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罗隆基于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金学曙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也来到北京，但她从未主动联系过张、罗。

解放后，营救张澜、罗隆基有功的阎锦文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任专员。他每次到北京，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都必设家宴招待，亲自作陪。后阎锦文长驻北京，并受邀担任了宣武区政协委员。

“文革”期间，阎锦文受到迫害。“文革”后，在落实政策中，阎锦文没有其他要求，只向全国政协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将其由退休改为离休。表面看，这涉及阎锦文是否能享受离休待遇的问题，实际上，则是界定他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大事。对此，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亲自做出批示：“……营救张澜、罗隆基在当时是件大事。所以，我印象较深。阎锦文先生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凡是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是不应忘记的，更不能亏待人家……”。此后，按党的干部政策，阎锦文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他营救张澜、罗隆基之日起算，由此他获得离休干部身份。

后来，了解内情的虹桥疗养院老友来京看望金医生的时候，告诉了她阎锦文的事情，劝她也给自己想想办法，争取一下离休待遇。金医生听后，笑着说，人家做了那么大的事情，我只做了一点点小事，怎么能向国家要待遇？我就是个大夫，帮助病人，都是应该做的。老友诚挚地说，离休干部在医疗报销等各方面都有更高待遇，而且这不单是为了经济考虑，还是一个党员一辈子的大事，一定要搞清楚的呀。金医生还是那句话：“我做的都是应该做的事，就不去给国家添麻烦了。”

多年后金医生病重，也因为医院床位紧张而无法及时住院治疗，直到2014年去世，她始终未将自己解放前的这段经历向组织反映，也从未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要求。

告别十里洋场的革命伴侣

1948年，在一场朴素的婚礼上，金学曙与铁路工程专家施锡祉在上海结为伉俪。礼成后，一位鹤发长髯、满面微笑的老人上前向这对新人表示恭喜，这位老人便是他们的证婚人，也是日后对他们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

年轻时的金学曙医生

陈叔通是浙江杭州人，曾执教于杭州求是书院。求是书院是浙江大学前身，在当时培养出了一大批爱国精英，其中就有金医生的公公、民国开国名将施承志，以及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施承志和钱均夫是世交，关系亲厚，他们又都与亦师亦友的陈叔通感情甚笃。

因此，尽管当时陈叔通处境十分危险，但他还是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金学曙和施锡祉证婚。原来，1947年，陈叔通发动“十老上书”营救被捕进步学生事件之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国统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镇压，时在上海的部分民主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撤离。陈叔通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并与中共保持着密切联系。白色恐怖之下，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曾托人转告陈叔通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陈叔通却一笑置之，请人转告陈布雷：“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

金学曙和丈夫施锡祉正是受了世交长辈陈叔通的影响，自新婚伊始，就不单沉浸在二人的小家庭里，两颗年轻的心，时刻关切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解放前的上海，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一步步向着光明靠拢。新婚燕尔的金医生，能够不顾个人安危，义助张澜、罗隆基，这与叔老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北平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慰劳解放军，广泛动员和联络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在这火热的氛围里，金学曙和丈夫慷慨解囊，把二人小家庭的全部积蓄都捐献了出来，金医生还积极参加妇女界的劳军活动，为解放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7月，劳军总会在陈叔通的主持下，以捐献、义卖等各种形式，取得了认缴款物87亿元（旧币）的卓着成绩，陈毅市长特此亲笔书写了“劳军模范”四个字，感谢各界人士的厚爱和热情。

新中国刚成立，金学曙和丈夫即双双离开上海，奔赴百业待兴的北京，这也与叔老的影响有莫大的关系。

早在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之时，党中央、毛主席就已高瞻远瞩地及时把解放、接管、管理上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49年4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指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这一电报表明，上海解放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应当注意吸收更多党外人士参加工作，以克服面临的困难。

当时的上海聚集了一批全国各领域的顶尖人才。金医生的丈夫施锡祉即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通晓德、英、俄三种外语的土木工程专家，而身为西医的金学曙在缺医少药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极为稀缺的医务人才。且夫妻二人都是自学生时代便在上海学习生活，10余年来已习惯了上海的水土，当时上海的生活条件也更加优越，继续在上海工作，对两人来讲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

1949年6月，陈叔通从上海来到北京，被推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副主任，并出席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在北京定居后，陈叔通曾告知金医生夫妇他在北京头发胡同56号居住，随时欢迎来访。但考虑到叔老事务繁忙，金医生夫妇一直都没有去麻烦过陈叔通。

看着一大把年纪的陈叔通老人不辞辛苦，为了新中国来回奔波，更离沪赴京共襄大业，两个年轻人感动之余，决心以叔老为榜样，到新中国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到人民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国家要建设新中国的铁路，北京铁道部急需工程技术专家。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平山县里庄迁至北京，报社急需专业医生。一切为了新中国。抛掉了上海辛苦营造的小家，带着简单的行李，金医生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和丈夫肩并肩，离开了上海十里洋场，奔赴热火朝天的北京。一对革命伴侣，自此开始谱写一生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新篇章。

亲友们心中的“及时雨”

在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1952年，身怀六甲的金学曙，又一次含泪把丈夫送上了远行的列车。新中国成立前，广大的东北、内蒙古林区遭到沙俄和日本疯狂的掠夺性采伐，所以当时东北、内蒙的林业生产运输大部分设备是帝国主义分子遗留下来的俄、日设备，五花八门，极不规范，安全隐患严重。为了改变这“一穷二白”的局面，广大林区急需统一修建规范的森林铁路，以便安全高效地向全国各地输送木材，满足建设需求。作为铁道部专家的施锡祉，就这样被派赴东北，成为设计修建新中国第一条森林铁路的主力队员。

丈夫紧紧握着她的手，走了。金医生深知，这次丈夫是任重道远，但想到他一个文质彬彬的南方人，要去零下4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跟筑路工人们一起吃苦，还是忍不住直掉眼泪。但一转头，她就擦干了泪水，因为她知道，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没有时间难过。去了东北，又去山西，这样的分别，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金医生深藏起依依不舍的鹣鲽情深，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的坚韧顽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知识分子受到国家的重视，金医生与丈夫都是紧缺人才，待遇较高，尤其是施锡祉，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土木工程专家，工资是当时全国居民人均工资的十倍以上，生活本应较为宽裕。但金医生一直勤俭持家，一家人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却把节省下来的工资，全部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亲朋好友。

20世纪50年代，台湾与大陆那时还没有“三通”，金医生公公施承志的女婿、台湾“纸业大王”吴祖坪的幼子和老母都在宁波，而吴祖坪却因当时局势所迫无法寄钱给大陆的家人。金医生得知这个情况后，就和丈夫主动扛起每月给吴祖坪家人寄生活费和学费的责任，并和亲戚（沈钧儒侄子沈譔夫妇）一起将吴祖坪的幼子从宁波接到北京来抚养和教育。此外，她和丈夫还每月接济丈夫家的亲戚们，长年给他们寄学费和生活费。

钱学森之父钱均夫，与金医生公公施承志和陈叔通均是至交好友。1955年，在美国已被限制自由五年的钱学森偶然在一篇中文报道中看到了陈叔通的名字，当即写信求助。信件辗转送达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第一时间便把信交给了周恩来总理，最终促成了中美通过大使级会谈成功解决了钱学森回国问题。因为一直与钱均夫老人联系密切，金医生夫妇也得知了钱学森归国的喜讯。钱学森归国后，把父亲接到北京安顿。钱均夫老人从上海到北京后，因为钱学森工作繁忙时时在外，颇感寂寞，金医生和丈夫便时常带些老人爱吃的各种食品，去东四钱家看望和陪伴钱均夫老人。施锡祉更是每个星期都去看望照料钱老伯，直到老人病逝。钱均夫一直把金医生的丈夫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有人说金医生不会打算，她笑答：“那怎么可以，我们是去看钱老伯的，怎么能去麻烦人家。”金医生除了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还把家里的地方都腾出来安放床铺，供有困难的亲友住宿，尽力让他们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像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侄子沈譔的家人（沈钧儒家的第三代，与金医生是亲戚），回京的时候，便在金医生家落脚。许许多多的亲友，有些甚至尚未启齿相求，就像这样得到了细心体贴的金医生无私的帮助。

虽然家里的顶梁柱常常在千里之外，但在女主人的操持下，这个家不但里里外外一尘不染，还永远对需要帮助的亲友敞开大门，永远是他们在风雨飘摇时一处可以泊宿的港湾。

老乡们眼中的“活菩萨”

“文革”期间，金医生和人民日报社的干部群众一同去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和北京小汤山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干校条件异常艰苦，与北京没法比，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令原本从事文职工作的很多报社人难以适应，有些人因此生病。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葛娴曾撰文回忆：“金学曙大夫是我永远敬重的好医生……记得当年我在北京小汤山劳动锻炼时，您在那儿当医生，我的两腿出现一块块青色紫斑，没有力气干活，是您治好了我这皮下出血的顽疾。人人都说您同病人亲如家人。想起您对我的情感，治好我的病的种种情景，我真是永难忘怀。”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颜世贵撰文回忆道：“我1975年去报社小汤山五七干校劳动。那时候下干校，是要像农民群众一样生产劳动的。干校所在地医疗资源有限，所以报社干部职工下干校期间，也要派比较有经验的老大夫一起过去。医术好、经验丰富的金大夫也被派到了小汤山干校，我们就又在那里见面了。我白天忙劳动，晚上收工有时间了，就去干校医务室金大夫那里看看，见她总是热心、耐心、仔细地在给患者做检查、开药、交待注意事项等。那时干校的条件虽然艰苦，但人与人相处，还是很温暖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金大夫不论患者是省部级领导还是普通工友，她都一视同仁，把病人当成自己亲人一样看待。”

叶县干校条件虽然艰苦，但毕竟有医生在，比起驻地农民群众缺医少药的情况，还是要好得多了。金医生了解到当地老乡们的困难情况，就主动为他们送医上门，义务出诊。金医生对每一个患者都尽心诊治，不遗余力。得到治疗的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了金医生医术高明，人又和气，都想找她看病。遇到紧急情况，即便是半夜三更，道路泥泞，即便是漫天风雪，严寒刺骨，金医生都坚持前去，治病救人。

在一次次出诊过程中，金医生心痛地发现，因为缺医少药，产妇们没有条件去医院生产，都是在家里生孩子。而当地贫苦农民群众又缺乏医疗卫生常识，家里卫生条件也很差。此外，她们生孩子，不是在炕上生，而是在铺上稻草的地下生。农民家里也没有电灯，金医生他们都是跪在地下摸着黑给她们接生。更糟的是，婴儿出生后，老乡们就用瓷碗碎片或树枝把脐带拉断，整个过程极不卫生，孩子和产妇都很容易感染，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金医生就曾救治过因脐带感染而得了破伤风的婴儿。

在为老乡们服务的过程中，金医生觉得自己因为不是专业妇产科医生，在接生方面还不够专业，就主动向领导提出，要到协和医院妇产科去学习。金医生在协和医院妇产科学习期间，遇到了妇科专家林巧稚，林巧稚看她年龄不小了（金医生那时已50多岁），却学习得格外认真，深感好奇，就问她是哪个单位的。其它医生告诉林巧稚，这位金大夫是人民日报社的，是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因为不是专业学妇产科的，对于接生还不够熟悉，在这里进修一下，回去是要为贫苦农民服务。林巧稚一听金医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贫苦农民群众，便紧紧握着金医生的手说：“好，那我们可得好好教你！”林巧稚对金医生十分照顾，让她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很多。很快，金医生回到干校用她新学来的技术，更好地为老乡们服务。

此外，金医生利用回京的机会，从本就十分紧张的工资中省下钱来自费买了高瓦数的大电灯，又买上几块大塑料布，一路风尘仆仆地带回干校，使得干校条件大大得到了改善。就这样，金医生在干校这种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发挥自己的才智，组建了一个尽可能减少感染机会的“临时产房”。这因地制宜又不费老乡一分钱的“临时产房”，受到当地群众极大欢迎。但因为没有产床，产妇们还是在地下生产，金医生他们仍然只能每次都跪在地下给产妇们接生，有时候遇到产程较长的情况，金医生一跪就是好几个小时。就这样，不知多少濒临死亡的产妇和新生儿转危为安，多少险些家破人亡的家庭重获团圆。老乡们因此都称金医生为“活菩萨”“金菩萨”，这是质朴的老乡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词汇。但金学曙有着更为坚定的信仰，那就是七十年来无数新中国建设者们共同的信仰，永远把国家和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共产党人共同的信仰。怀着金子一样灿烂光辉的共产主义信仰，怀着鲜血一样炽热浓烈的伟大爱国情怀。金学曙医生，蜡烛般燃尽了自己的一生，为那面共和国的旗帜，添上了一抹绚丽的殷红，让它永远飘扬在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心中。

金学曙医生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

【金学曙简介】

1922年1月23日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早年学习工作于上海。新中国甫一成立，她即从上海来到北京，投入到人民日报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西医，兼修中医，是当时新中国为数不多的中西医兼修的医生。她是人民日报社的元老，被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称为“新时代的杰出女性”，曾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杰出新闻工作者终身成就奖”“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荣誉。金学曙不仅医术高超，且医德高尚，以医者慈悲之心对上对下一视同仁，认真对待。她的丈夫施锡祉，是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开拓者、北京地下铁道事业奠基人之一。2014年3月17日，金学曙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她的骨灰与丈夫一同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转载自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