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黄浦江畔杨浦滨江大道，东方渔人码头标志性建筑“跃鱼”印入眼帘，耳旁时而传来阵阵轮船汽笛声，时而又掺杂着江水拍打驳岸的回响。眺望江畔两岸美景，这条长约15.5公里，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长廊”的岸线，仿佛把我们带进曾经的上海鱼市场，探寻这里发生过的故事，见证其华丽嬗变。
2019年杨浦滨江景色（徐小萌摄）
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面临东黄海、西依大陆，境内有吴淞江、黄浦江水系，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港口条件，对发展渔业亦属得天独厚。开埠后，逐渐成为人烟稠密、帆樯辐辏之地。“民以食为天”，鱼自然成了沿海城市人们餐桌上的常客。
鱼行，作为交易批发的场所，代客买卖水产品，由此应运而生。据《清代日记汇抄》中“乙酉笔记”记载，清康熙六年（1667年）上海地区已有鱼行。清同治年间（约1864 年），在小东门大街（今方浜东路十六铺一段）已有数家鱼行。当时的鱼行主要分为淡水鱼行（俗称：鲜鱼行）、海水鱼行（俗称：冰鲜鱼行）、咸干鱼行3类。其中，淡水和海水鱼行均为牙行性质，大部分都是代客买卖，为渔民、运销商和鱼贩之间作居间媒介，从中收取佣金。而咸干鱼行则多数为自购自销，也有少部分代销。后经发展，上海鱼行林立，买卖兴旺，热闹非凡。然而，当时封建帮会势力插手鱼行，欺行霸市，官僚、买办亦向买卖双方敲榨。鱼行为求生存，只得寻求靠山。在激烈的竞争中，鱼行的同业公会应运而生，而当时上海冰鲜鱼行业同业公会的主席就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杜月笙。
1934年，国民政府实业部为垄断鱼业交易市场，以“为谋平衡鱼货供应，发展鱼业经济”为幌子，选址地理位置优越、渔船进出方便的上海唯一人工岛——周家嘴岛（今复兴岛）新建鱼市场，并颁布《官商合办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其中有条款规定“鱼货输入上海市之第一次交易须在鱼市场行之”，因此，鱼行便以经纪人的身份集中于鱼市场进行交易。
20世纪30年代复兴岛上海鱼市场办公楼船型建筑全景
官商合办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然而建立鱼市场，国民政府首先就遇到资金问题，自感捉襟见肘，无力全部承担，于是假借宴请鱼行业全体老板的机会，多次游说鱼行老板筹款建设鱼市场，可鱼行老板们表面唯唯诺诺，实则坚决反对。因此，十二、三次宴请下来，无一人松口。着急的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吴鼎昌只好请杜月笙出马，多次与鱼业界头面人物磋商，经过几番软硬兼施，鱼行老板们只好妥协。最终筹集120万元开业资金，确定建立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为官商合办，股份各半，杜月笙为理事长。
复兴岛上海鱼市场股东名册
1935年，一座7层楼高，形如渔轮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屋顶上“上海鱼市场”5个大字的霓虹灯闪闪发光。翌年5月，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鱼市场—上海鱼市场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邀请各界人士近600人参加，隔日凌晨三点正式营业。开业当天可谓“红红火火”，三、四十艘渔船涌入码头，鱼贩多达4000余人，场面好不热闹。
旧上海鱼市场办公大楼（图片来源：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话说上海微信丛书）
当时《China Press》报纸称， 1935年建成的鱼市场为中国最大的鱼市场。
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鱼市场被侵华日军占领，部分建筑被毁。同年9月15日，上海鱼市场也宣布正式歇业，鱼业重心又再次回到了十六铺一带。
虽然周家嘴岛上的鱼市场关闭了，但城市居民生活却离不开水产品贸易。1938年，侵华日军另觅新址，于齐物浦路（今江浦路）原工部局码头区域，再建上海鱼市场。可此时的鱼市场早已被日伪所控制，独揽渔业贸易，单方面规定十六铺的鱼行不得以分支机构形式进入鱼市场交易。齐物浦路鱼市场规模本就仅为周家嘴岛鱼市场的一半，这样的规定让本在挣扎中求生存的鱼行陷入更大的困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本想恢复周家嘴岛上的鱼市场，可经过战火的摧残，千疮百孔的鱼市场复业可谓举步维艰，国民政府只能退而求其次，利用江浦路原旧址，推举杜月笙为理事长，再次复业。
1946年3月，上海鱼市场重新开业，一切营业章程照旧。全市200余个菜场经营的海、水产品以及广大鱼贩都要依托鱼市场的供应。在这样的背景下，江浦路鱼市场贸易日趋繁荣。
1946年上海鱼市场正门
然而，繁荣的背后也有阴暗。鱼市场中人员情况复杂，常有地痞流氓、黄牛恶霸混杂其中，称霸一方，有号称“明虾大王”、“鲳鱼大王”、“鮸鱼大王”等等。他们在交易时强占硬买，压斤抑价，对优质鱼货霸占一空，甚至白拿，鱼行从业人员稍加劝阻，便遭拳打脚踢，人们敢怒不敢言。当时，有个原南市唐家湾菜场的鱼贩（姓名不详），因左手五指全无，人送外号“抓手”。一次泰昌新鱼行一职工写账询问其姓名，不料遭其猛拳，险些跌入黄浦江中。可这挨打的职工不仅要白白挨打，还得挽人“赔礼道歉”，让人颇感无奈。另据上海鱼市场《常务日记》记载，鱼市场中常有鱼贩争购强买鱼货而发生口角斗殴，或国民党士兵、不明身份者强索鱼货等等。在此环境下，不少鱼行老板和从业人员不得不拜一些流氓头子为“老头子”“先生”作为靠山，借以应付。
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上海鱼市场逐步进行了清理、整顿和改造。1950年，上海鱼市场成立了股份清理委员会，处理发还商股股款，并于同年4月3日改为国营。
国营上海鱼市场大门
国营上海鱼市场咸干鱼货交易处
在鱼款的收付方面，原来由鱼行办理，而鱼行对于买客，往往实行赊账，容易造成各种弊端。1950年8月12日起，实行现款交易、统一收付的办法，买客的货款由鱼市场统收，货主的货款由鱼市场付给，并一律以现款收付。而交易制度方面，也取消了拍卖制，并从1952年2月起，实行所有鱼货一律起卸至岸上交易。每天清晨约有3000-4000人，最多时有上万名鱼贩进入市场，秩序非常混乱。1952年，实行以区为单位，分区排队进场，并推选代表管理各自队伍，才基本上消除了隔夜排队和一拥而入的混乱局面。
上海鱼市场内排队等待交付货款的买客
上海鱼市场内工作人员收取货款
渔船上卸货时情景
1953年，上海鱼市场改名为“上海水产市场”。3年后，成立中国水产供销公司上海市公司,上海水产市场改为公司下属的第一批发部。后经多次隶属关系变更，1990年，改名为“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第一分公司”。虽然名称上几经变更，但不变的是它一直为上海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水产品。
江浦路水产第一批发部交易大楼
原上海水产大厦大楼（原杨树浦路1100号）
2006年原上海水产大厦拆除前的样貌（尚文忠提供）
如今，复兴岛上曾经那幢鱼市场独具特色的船型大楼早已挪作他用，航标式的霓虹灯也不知所踪；江浦路鱼市场原址上也已矗立起东方渔人码头的标志性建筑。保留至今的近300米长的杨浦滨江防汛墙上仍刻画着上海渔业的发展轨迹，斑驳的墙面似乎在诉说着曾经那段跌宕起伏的鱼市往事，而这些记忆也将伴随着这些老建筑、老厂房，开启杨浦滨江后工业、新百年的崭新篇章。
20世纪80年代江浦路上海鱼市场（图片来源：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话说上海微信丛书）
东方渔人码头标志性建筑（徐小萌摄）
原水产品批发市场旧址上矗立起新建筑（徐小萌摄）
杨浦滨江防汛墙上刻画着上海渔业的发展轨迹（徐小萌摄）
【参考资料】
《上海渔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11
《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12
《踏径寻踪》
《口述杨浦改革开放1978-2018》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2018.11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话说上海微信丛书
（杨浦区档案馆 徐小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