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上海，称得上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他们中有各式人等，且充斥在各行各业。《上海众生相》一书就披露了有个人以“律师”名义到处招摇撞骗，并且还大言不惭地自诩为是“不出庭律师”。文章写道，此人叫孙杰，号卓人，杭州人，时年44岁。抗战前在家乡挂牌当律师，抗战后举家逃难。先到萧山呆了一阵，虽挂牌也无人找上门，遂又转往绍兴，但同样门庭冷落。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孙律师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到上海可以赚钱。于是就在1940年5月来到了上海。“他来沪以后，凭着法学院的一张毕业证书，加入了上海律师公会。一面在报上每天刊起：‘不出庭律师孙杰卓人’的大幅广告。”自吹自擂，为自己造势。

当时上海律师公会准入门坎虽然不高，但毕竟尚有公约，其中有一条即“会员不得自登宣传式之文字或图画广告”。现在念孙系初犯，仅给了他一个“警告”。

但孙却我行我素，依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上海律师公会居然也有耐心几次三番向他发出“警告”通知，直到最后终于把孙告上法院。

一见事情惊动了法院，并很有可能交给“律师惩戒委员会”执行处理，孙这才慌了神，于是赶紧托人向律师公会求情。后者对孙也真够“仁至义尽”的，表示“只要他能够悔悟前非，也就不给他过分难堪”。孙也不再刊登广告。

但安分没多久，孙又开始蠢蠢欲动。这次他刊登了一个“非诉讼运动”的广告，且“滥收公费（即办案费）”。律师公会见到后，又向他发出警告：“……不停止刊登这种广告，立刻惩戒执行……”见此，孙又收敛。反正此后他每于风平浪静后又伺机而起，如是折腾了数次。其中动静较大的是利用所租民居兼作事务所，违规收费替人证婚并举办婚庆礼仪。因为当时他是以“俭婚仪式”的名义作宣传，所以最初也蒙骗了不少人。尝到甜头的孙遂又得陇望蜀，居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代招银行练习生”，进行招摇撞骗。终于弄得身败名裂。

像孙这般行径，在当时被指责为“摆噱头”。而是不是会“摆噱头”，竟成为那时“要想在上海立脚”的一个门径。《上海众生相》一书在讲述了孙的本事后，紧接着又讲述了一个名叫许晚成的人的本事。文章称许为松江人，时年35岁，以前曾经在上海女子中学当过教员，现在则是“龙文书店和‘许氏工商调查所’的老板，曾经编过不少[东西]抄袭的工商调查书籍，和《上海人名录》等等，不下数十种”。不客气地说，许就是个剽窃者。尤其不堪的是，每出版这类所谓新书，许必登广告，然后在自己名字前面添加“调查学家”和“论理学家”作标签，以“摆噱头”。为“摆噱头”做出的事多属名不符实。这不，许后来因利用支票消费，且因存款不足无法兑现，被银行告上法院，结果许败诉。许因此迁怒法院，写了篇《中国司法界的黑暗》，“不管三七廿一的把法院和推事赵某一顿臭骂”，予以攻击。“法院方面认为这是公然侮辱”，于是一纸传票将他送进看守所，继尔便历牢狱之灾，让他在牢房里呆了整整一个夏天。偏偏在此期间，他妻子急火攻心，患上大病，不及等到他出狱，便离开了人世。但许确实不乏个性，出狱后他终于不用再剽窃他人，而是源源本本将此事编了本书，他在书中写道：“许晚成是一位有胆量的青年作家，他如今被禁在监中，然而仍旧有胆量。在我们看来，他不但不曾倒霉而且是一种光荣，司法界究竟有无黑幕，要司法界中人自己凭着良心来证明，把一个书生关在监牢中，便算了事，恐怕难服人心吧！”

看到这段文字，尤其是对于许质问“司法界究竟有无黑幕”，确实会以为他有担当。然而联系到他的为人处世，所作所为，却又着实令人不敢恭维。就在记者的这篇文字最后，又交代了一起他“摆噱头”骗人之举，就是他的书店职工“除了一个女性的以外是谁都没有一连工作八天以上的”，“原来他的职员都是规定他们作为试用的，等到试用期满，就藉口将他们辞退，这样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的，岂不是不化（花）薪金而雇用职员吗？至于那个女的呢，还不是为了她是女的”。一切尽在不言中。

（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