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幕后交易

1927年3月22日上午，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传遍了上海，各区的工人纷纷拥向街道和广场，庆祝上海人民的胜利。上午9时，在市中心新舞台，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召开，到会的4000余名代表，选出了19名上海市政府委员，宣告上海临时市政府正式成立。第二天上午10时，上海临时市政府迁入南市蓬莱路原上海县署办公。11时，到署的13位市政府委员召开会议，推选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为执行委员，林钧为秘书长。然被推选担任临时市政府主席的钮永建和北伐军驻沪最高军事长官白崇禧却拒绝到职视事，尽管如此，现场的气氛仍然十分热烈。2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来电报，承认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为上海市民正式代表机关，同时承认了由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市政府委员会。

1927年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执行委员，前右汪寿华、杨杏拂、王晓籁、罗亦农、王景云、何洛；后排右王汉良、丁晓先、郑毓秀（女）、顾顺章、侯绍裘、林钧

1927年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旧址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国外，苏联《真理报》等8家报纸都印了上海胜利专号，详细作了报道。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苏联全体工人，专门向上海总工会发来贺电，热烈地表示：“你们会经常得到我们兄弟般的援助。不论是艰苦的失败时刻或愉快的胜利时刻，我们总是与你们站在一起的！”

上海沉浸在一片欢庆新生的气氛中。但是在人们欢庆胜利之时，上海的资产阶级却感到很不自在。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特别是工人武装纠察队的壮大，使上海的资产阶级感到恐惧。他们很“恐共”，害怕劳工势力占支配地位后将会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没收自己的产业。如王晓籁就曾说：“吾人最怕之事，即共产。”纺织厂大老板荣宗敬也声称：“工潮不息，纷扰无已。”“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需收回枪械，以维治安。”因此，就在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这一天，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19个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商业联合会，由虞洽卿、王晓籁等17个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组成常务委员会，随时准备商量对策。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当天晚上，新成立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虞洽卿即拜会了蒋介石。28日，上海商业联合会又派了9名代表，来到法租界江苏外交特派交涉使公署，晋见蒋介石。蒋介石来上海之前，已经在南昌发表了反共演说，并在赣州、九江、安庆封闭了工会，镇压工人运动。但是蒋介石到上海后，对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却没有马上公开表态，上海的资产阶级为此不免忧心忡忡。就在这次会见中，蒋介石向上海商业联合会的几名代表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有武汉态度。”听了蒋介石这番话，上海的资产阶级犹如吃了定心丸。于是几天后，钱业公会组织由84家钱庄慷慨解囊，凑垫100万元，银行业同业公会也垫借200万元，一起交给蒋介石，算是给他的一份“见面礼”。

蒋介石3月25日自南京乘“楚谦”舰来上海时，心头正为当时紧张的国际关系而烦恼。原来3月23日，正当上海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之时，北伐军攻占了南京。在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尚未入城控制秩序时，城内地痞流氓勾结北洋军阀余孽，乘机打家劫舍，引起全城恐慌，并危及旅居南京的外侨，英美帝国主义借机在24日下午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炮轰南京。在这次炮轰事件中，北伐军士兵和平民死伤多人，被毁民房多所，然英、美、法、日、意五国仍不罢休，凭借集结在上海南京一带江面90多艘军舰和几万人的军队，准备出兵干涉。

蒋介石清楚地知道，外国列强是千万不能得罪的，没有他们的支持和援助，他将难以立足。所以蒋介石一到上海，即派亲信黄郛秘告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说南京事件是共产党为了打倒蒋介石一派而制造的苦肉计。同一天，蒋介石又派人前往英、美、法、意驻沪总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接着蒋介石又向新闻界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会用武力去改变租界的现状。”另外蒋介石还向上海两租界当局表示，保证同他们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为了表明自己的实际态度，3月29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会举行就职典礼的那天，当会议正讨论拟召集市民代表欢迎蒋总司令的提案时，蒋介石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命令市政府“暂缓办公”，信上说；“查上海市之政治建设，实为当今要图，欲谋市政之建设，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已另电中央熟商办法，务望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定。”这封信，实际上公开亮出了蒋介石阻止建立上海人民政权的态度。

3月30日，矢田奉日本政府训令，前来会晤蒋介石。矢田表示：南京事件发生后，外国人的神经已十分紧张，在当前重要时刻，某些小事端也有惹起大事件的危险，为此告诫蒋介石说；“你对维持上海治安必须予以特别深切的考虑。”蒋介石对日方的暗示心领神会，当即回答道：“我充分谅察尊意，定当严加取缔。”4月1日晚上，矢田又邀请黄郛到自己的寓所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向黄郛转达了外相币原训令的内容：1．据有关领事报告，上海及其他地方共产党分子等也在策划一个搞垮蒋介石的阴谋，对蒋介石本人而言，当前是赢得内外信赖，在平定时局上取得成功，或者即为内部阴谋所挟制，遭到失败的重大转折点，决定命运的关键在于蒋介石本人。2．日本一向同情“中国纯粹的国民运动”，若中国以“国民运动”为名，猖狂排外，将危及东洋和平与日中关系的前途。3．希望促蒋深刻反省，以下决心。对此黄郛表示：蒋介石本人的诚意无可怀疑，他已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和“解除上海工人武装”列为“需要断然采取行动的紧急任务”。第二天晚上，黄郛又亲自来到矢田处，转告了蒋介石对日本政府的答复，说蒋介石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已下，现正召集将领仔细研讨中，一俟准备就绪，将立即断然采取行动，其时间当在四五天内。黄郛向矢田透露，蒋介石的目标是由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而在实施这个计划前，首先要做的事是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而这还需要时间，为此蒋介石在表面上还要做出各种姿态，施放“团结”的烟幕弹。

果然，3月28日，当上海总工会特派交际部主任赵子敬为代表，去谒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对外界流传的国民革命军将对工人纠察队缴械的消息答疑时，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果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但实际上，正如黄郛向日本政府表示的那样，蒋介石为采取断然行动，正暗中紧锣密鼓地作一系列安排。蒋介石已暗中拨出50万元经费，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出面，收买帮会流氓打手，组织队伍，为捣毁上海总工会、镇压工人运动作准备。

二、复杂的形势

杨虎根据蒋介石的指令，着手建立起两个组织。一个为上海工商联合总会，专门针对上海总工会而设立，其办事处设在沪海道尹公署内。一个为中华共进会，由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出面组织，其重要人员有青红帮的头目徐朗西、袁寒云、蒋伯器等，由青帮头目蒲锦荣为会长，红帮头目张伯岐为军事总指挥。中华共进会原来是孙中山在早期革命活动时期利用帮会力量，为发动起义而建立的一个帮会团体。辛亥革命后，这个团体早已解散，现在又被黄金荣等借用这块牌子以对付工人纠察队。到4月上旬，中华共进会已发展到上万人。为掩人耳目，中华共进会成员均身穿蓝色短衫，戴着上有黑色“工”字符号的白布臂章，冒充工人。他们还通过打入上海总工会的奸细，仿制了上海总工会使用的标识。中华共进会成员在“桃园结义”图前祭天告地，声言要在24小时内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4月5日，蒋介石、吴稚晖等人在上海道尹公署开会，决定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一份“举发中国共产党谋叛呈文”。这份由蒋介石授意，吴稚晖、陈果夫等炮制的呈文，要求汪精卫、蒋介石等31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谭平山、林祖涵、鲍罗廷、陈独秀等200多名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然后蒋介石又假借这个呈文，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布告，宣称：“照得此次中国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国民党内跨党之共产党员等有谋反证据，请求中央委员会各委员所在地将首要各人，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本总司令职司讨伐，以维持地方秩序为最要，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定当执法，以绳其后。”

蒋介石这一系列措施，无异为其后来的清党政变制造舆论。当一切都安排停当后，蒋介石便于4月9日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了。

就在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勾结资产阶级，利用青红帮，盗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作出清党政变的决定，准备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动手时，中国共产党组织也在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还在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天上午，中共上海区委就召开会议研究上海的政治局势和党的策略问题，罗亦农在会上指出；“蒋介石在江西已开始杀我们的同志，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要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要严阵以待，集中兵力”，“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避免流血牺牲。”3月30日，在召开的中共特委会会议上，军委书记周恩来全面分析了蒋介石到上海后准备打击的“四个目标”，即中国共产党、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和国民党左派，要求大家采取针锋相对的对策。4月4日，根据上海区委的指示精神，总工会全体执行委员开会，决议“如各方面不谅解，必欲解除上海工人武装时，则全体上海工人一致罢工、一致对付”。4月6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全体工会代表大会，通过《纠察队问题决议案》，表示“倘有破坏工人纠察队或有不利于本会纠察队武装之行动，代表大会特别决议，全上海工人当起而一致拥护，以群众的行动制止之”。

这个时候，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也估计到了形势的复杂性，他在3月25日晚上召开的特委会会议上说：“现在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右派勾结党军，很右倾，将来一旦发生纠纷，必是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为此我们现在就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在3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区委会议上，陈独秀又指出：蒋介石是“新军阀”，杀的都是共产党人。可是一个星期后，即4月5日公开发表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却使共产党内大多数人摸不着头脑。对于当时正在流传的“清党”之说，《联合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联合宣言》还把共产党、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受国民党驱逐压迫的事实说成是谣言，说“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并呼吁国共两党应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等等。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来针对蒋介石利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膨胀军事力量，争夺地盘的态势，陈独秀将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他提出将党权、政权交给汪精卫，指望汪精卫来清洗军队中的反动分子。陈独秀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旨在削弱蒋介石的权力，他想得很天真，认为一旦汪精卫重新上台，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而汪精卫刚从国外归来，初来乍到，看到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气势和日益膨胀的势力，也想利用《联合宣言》来联共抗蒋。然陈独秀绝对没想到，就在《联合宣言》发表前两天，4月3日，汪精卫同蒋介石等人在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故居召开了军事纠纷谈话会。在这次会议上，汪蒋达成了反共协议，蒋介石表示要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而在汪陈会谈中，汪精卫耍了手腕，没有将汪蒋会谈中达成的反共协议告诉陈独秀。所以汪陈《联合宣言》的发表，客观上起了麻痹作用，从思想上解除了工人的武装。

蒋介石则抓住这一时机，摆出迷惑阵。4月6日，即《联合宣言》发表后第二天，在上海总工会举行的工人纠察队授旗典礼上，蒋介石专门派人给工人纠察队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共同奋斗”四字，以表示他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敬意”。这无形中又麻痹了人们，使工人纠察队误以为同蒋介石的矛盾真的“缓和”了。然而，就在蒋介石派人送来“共同奋斗”锦旗后不久，4月8日，蒋介石指派吴稚晖、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等人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并授予他们“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同时，一个谋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的阴谋正在进行。

三、汪寿华遇害

汪寿华肖像

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浙江诸暨人，19岁时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敌人注意，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3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上海总工会组织部主任。1925年年底，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华被反动军阀孙传芳杀害后，即代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职务。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汪寿华是由中共中央、上海区委负责人组成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8个成员之一。在特委会中，汪寿华分工“外交”，负责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的联络和协调工作。3月27日蒋介石会见汪寿华，曾提出要工会听从军事当局指挥，汪寿华对此未予答复，蒋介石对汪寿华这一态度，显然很不满意。而上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忧心忡忡，千方百计也想把上海总工会控制起来。4月3日，上海商业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邀请汪寿华到会发表总工会对工潮、外交诸问题的意见。汪寿华在会上说：关于劳资问题，总工会极希望资本家能做到三点：一、改良工人待遇。二、增加工人工资。三、实行8小时工作制。关于工人纠察队，汪寿华明确表示，工人纠察队有上海80万工人做后盾，如果军队方面要缴枪，此80万工人必不答应。汪寿华的态度，当然让上海资产阶级感到心寒。

上海的帮会流氓对汪寿华在工人中的崇高威信和组织指挥能力也非常害怕。上海“大八股党”的杨虎、张啸林、杜月笙、陈群同中华共进会的军事总指挥赵伯岐在法租界华格臬路杜公馆开会，决定“开刀祭旗”，先除掉汪寿华。他们认为，除掉汪寿华，工人纠察队和总工会即会失去重心，不知适从。但要在总工会所在地湖州会馆解决汪寿华，非大动干戈不可，说不准会赔上不少性命，不如轻飘飘送一份帖子，叫他自投罗网。于是4月9日下午，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请汪寿华赴宴。当时局势已很紧张，总工会已得到流氓要来缴械的情报，为此中共上海区委李震瀛等人认为，杜月笙等同我方貌合神离，应该准备同他们决裂，不主张汪寿华赴宴。罗亦农则主张去，说如果不去，马上就会决裂，现在还不到决裂的时候，要稳住对方。汪寿华觉得这个时候去赴宴，是充满危险，但关键时刻，不能回避，他说：“我过去和青红帮流氓常打交道，他们还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他表示要克服困难，化险为夷。在这种情况下，区委决定让李震瀛陪汪寿华一起去。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不会让李震瀛也进入杜公馆，就对李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来报告。”

4月11日晚上8时，汪寿华准时来到杜月笙公馆，他穿过宽敞的庭院，向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杜月笙等见汪寿华只身前来，暗自高兴。在寒暄几句后，杜月笙就要汪寿华交出工人纠察队，汪寿华严词拒绝。此时在旁边的张啸林见汪寿华一身正气，不为所动，便使出流氓手段，一声喊打，早已埋伏在外的打手、号称“四大金刚”的叶焯山等人，一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将汪寿华击倒在地。“四大金刚”按原定的计划，把昏死过去的汪寿华塞进汽车，向枫林桥一带驶去。在车上芮庆荣忍不住，恶狠狠地说：“姓汪的，你好生记住，枫林桥是你归阴的地方。”说着，用足全身力气，右手五指像五根钢条，卡向汪寿华的喉咙。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四大金刚”把汪寿华推下汽车，塞进一个大麻袋里，即动手挖坑。突然，麻袋里发出呻吟声，原来汪寿华没有被掐死。此时芮庆荣将铁铲高高举起，准备给汪寿华几铲子，旁边的顾嘉棠把他拦住说：“管他是死是活，快点把坑挖好，埋掉算了。”转眼间一个半人高的大坑挖成，高鑫宝、叶焯山合力把麻袋抛入坑底，4人又铲起泥土将坑填平。一个铮铮铁汉就这样被活埋了。

四、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暴乱

“四大金刚”回到杜公馆，大厅里依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顾嘉棠对芮庆荣说：“今天真是热闹，你看刚解决了汪寿华，这里又要歃血为盟了。”芮庆荣不解地问：“什么歃血为盟?”顾嘉棠得意地说：“你不知道，黄老板、月笙、张大帅、杨虎、陈群他们今夜金兰结义，誓共生死，所以，歃血为盟，喝血酒，呆会儿就有好戏看了。”

就在这天晚上，上海青帮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同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第一军军长王柏龄在杜公馆歃血为盟，同时中华共进会的成员也饱餐一顿，每人拿到了10块银洋的赏金。4月12日凌晨2时半，在杜公馆闹了一夜的流氓打手，换上工人服装，臂缠白布黑色“工”字符号袖章，拿着各式武器，呼啸而出，拥上卡车，趁着夜色，向闸北等处驶去。

四一二事变时反动派残杀革命志士

凌晨4时，停泊在高昌庙附近黄浦江上的军舰升起信号，拉响汽笛，一场反革命暴乱开始了。

位于闸北的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所在地的湖州会馆和商务印书馆是流氓武装进攻的重点。凌晨4时，当湖州会馆的工人纠察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外出的委员长汪寿华的消息时，中华共进会60多人，来到上海总工会湖州会馆，向会所开枪。在总工会门前警卫的20多名工人纠察队当即开枪还击，将他们击退。10分钟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邢霆如率部来到总工会门前，对工人纠察队说：“请你们不要还击，我们来解决。”说罢，即命令士兵缴了便衣队的枪，并用绳子将他们捆绑起来。

工人纠察队见北伐军真的缴了便衣队的枪械，非常感激，用茶烟相招待。邢霆如团长对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说：“今夜既有此事发生，请麻烦去见一下我们师长，商议解决办法。”顾顺章便偕6名纠察队员前往。不料途中邢霆如命令章营长缴了顾顺章等几人的械，让顾顺章回总工会，下令纠察队自动缴械。顾顺章推说委员长外出，未得总工会命令，不敢擅专。邢霆如花言巧语地说：“是啊，缴械这事是不好看，我们另外想想办法，请你们先把枪通通靠起来。”纠察队不知有诈，依他所说把枪三叉式靠好，此时只见邢霆如一面命士兵用机关枪对准总工会，一面令纠察队向后退，然后，开进总工会，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搜去步枪千余枝，子弹万余发，并把纠察队员和总工会办事员全部赶出，强行占领了湖州会馆。

在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数百人的便衣队由张伯岐率领，将俱乐部团团包围住。120人组成的敢死队发起冲击，将正在门前值勤的工人纠察队副队长杨凤山打死，在继续往里冲时，被严加防守的工人纠察队挡了回来。工人纠察队据守着俱乐部大楼窗口，进行还击，双方对峙着。

早上8时许，邢霆如率部赶到，他想进入俱乐部，但被阻止，即递上一份公函，谓双方应立即停战，由他来调停。中华共进会的便衣队接受调停，停止了对俱乐部的进攻。邢霆如要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派代表同他一起去上海总工会谈判，纠察队以总指挥不在，派大队长两人前去，邢不允。正巧此时，周恩来赶到，谓可负全责，邢霆如提出须先向司令部呈明经过，就同周恩来一起前往第二师司令部。

周恩来本来想通过原黄埔军校学生斯理，对其哥哥第二师师长斯烈做工作，到了第二师司令部，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谴责了斯烈之流的行为，指出工人纠察队的枪无论如何不能缴去，斯烈自知理亏，难以辩解，即将周恩来软禁起来。后来罗亦农获知周恩来被扣，立即派黄逸峰通过第二师党代表赵舒将周恩来救出。

这边邢霆如又回到商务印书馆，集合全体工人纠察队讲话，纠察队见邢态度和善，便遵命集合，邢霆如说：“工友们，二十六军系人民之武力，民众之军队，愿意保护你们纠察队。昨晚敝部已接到报告，谓有人将在今晚挑起冲突，我们已捉拿到反动派30余人，将予严办。现在我只奉长官命令，你们可将枪械尽量藏起来不动，最好由我派一连士兵，与纠察队游行一次，以表友谊。”纠察队员绝对没想到这是一个阴谋，鼓掌赞成。当纠察队同士兵徒手游行时，受邢之命早已埋伏在宝山路一带的部队冲入商务印书馆，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枪械，占领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

此时，与俱乐部隔着宝山路遥相对望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里的工人纠察队也遭到了共进会流氓的袭击，正当工人纠察队予以还击时，二十六军大批士兵赶到，大呼：“不要打，都是自己人，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调解的。”工人纠察队见国民革命军前来调解，信以为真，待一打开大门，大队士兵一哄而入，将纠察队的60余枝枪全部缴械，反抗者都被拘捕解往第二师司令部关押。

在南市工人纠察队指挥部三山会馆所在地，第二十六军一师二团一营在营长杨其藻指挥下，于12日凌晨3时半包围了三山会馆，用步枪、机关枪、追击炮从两面进行射击。至凌晨5时，百余名纠察队被迫缴械，被缴去步枪345枝，手提机枪3枝，机关枪7挺。在交战中，纠察队有5人负伤，1人牺牲，大队长何杰被捕。

这一天，浦东、沪西、吴淞等地区的工人纠察队也遭到流氓和反动军队的攻击和缴械。全市被中华共进会和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缴械的工人纠察队共有14处，被打死的队员有120人，打伤180人，被缴各种枪械3000多枝，3000余名有组织的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

五、宝山路惨案

四一二事变后反动派大肆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四一二事变后反动派在街头肆意抓捕工人

四一二事变后反动派肆意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即作出反应，发表《为反抗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总同盟罢工宣言》，《宣言》说：“昨日晨4时，突有由租界冲出之武装流氓，身着制服，袖佩‘212'字符号，在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向本会纠察队攻击。驻本埠军队各师团营部预先奉有命令，也同时动作，以种种欺骗手段，缴去本会纠察队全体枪械……本会纠察队因抵抗而死者百余人，工友群众死者数百人。自晨6时起，各处工友陆续罢工出厂援救，对士兵哀号泣恳，竟遭射击。前后情形，惨不忍言。军事当局与租界中敌人默契，昭然若揭，事实俱在，证据确实。本会至此，惟有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为抵抗。”罢工令一下，上海纺织、印刷等行业的工人及电车司机、商店店员、海员等20万人即举行了大罢工。

同一天，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沪东、沪西、南市的工人被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的士兵沿途堵截，无法参加，仅有闸北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大会由市总工会负责人王炎主持，他报告了工人纠察队被缴械的经过，宣布了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被敌人秘密杀害的消息。与会群众闻言，悲愤满腔，会场上“打倒新军阀!”“为委员长报仇!”“收回工人武装!”的口号此起彼伏。会后，群众手持青天白日旗，向宝山路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惩办破坏工会的军官，抚恤死难工人的家属。

当群众队伍来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突然，一声令下，早巳埋伏在那里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二师士兵用步枪、机关枪向队伍扫射，一串串子弹射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历时十五六分钟，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宝山路上顿时血流成河，尸体遍地。反动军队在血案发生后，为掩盖血腥罪行，即进行清街，用大车将尸体拖至荒郊埋掉，尚有重伤而未死者，亦被横拖倒拽拉于车上，送入土窟。

宝山路惨案发生后，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严惩凶手。在舆论压力下，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二十六军军长周凤岐又导演了一出闹剧。他们将俘虏的直鲁联军士兵数十人押着游街，举着大旗，上写“上海总工会通敌确实证据”，说上海总工会是直鲁联军的机关，说宝山路流血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工人和直鲁军企图袭击二师司令部，士兵出于自卫，才被迫还击，以欺骗群众和舆论。

4月14日，白崇禧以“市政府组织人员中混有共产分子”为借口，下令封闭了上海临时市政府。当天下午，陈群等人带领40多个武装士兵，来到林荫路，强行接收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陈群在接收时宣布：“因从前市党部被共产党及跨党分子把持，吾人今作清党运动，对于共产分子誓不两立。”在此后数天中，各革命的工会组织都被查封，工人集会和罢工都被以“反革命”论罪。杨虎、陈群甚至悬赏捉拿共产党人，公告“如查获首要者，每名赏给洋一千元，附从者每名赏洋五百元”。14日至15日，仅仅3天时间内，就有300多名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下落不明。

上海工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一切自由全被剥夺，上海又陷入国民党新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