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友实业社事件

1932年年初，整个上海正处于一片宣传抗日的热潮中。自上一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以来，上海各界人士和社会团体纷纷建立抗日救国会，从1931年9月到12月，几个月中就有6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成立。众多的抗日救亡团体一次又一次地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市商会礼堂、四川路青年会等处举行集会，发表抗日宣言和通电，呼吁抵制日货，进行抗日救国。在呼吁抗日的声浪中，上海邮务工会义勇军、国药业义勇军、煤业公会救国义勇军、市民联合会救国义勇军、各大学青年义勇军等纷纷成立，并进行操练活动。

正当抗日的呼声在上海此起彼伏之际，一个阴谋正在暗中策划。原来日军侵占东三省后，迫不及待地想在当地扶植一个傀儡政权，建立一个附属于日本的满洲国。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侵略行径，遭到国际社会正义人士的谴责，为了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日军参谋部决定设法在远东的大都市上海制造事端。于是当时担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打了一个电报给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命令他为日军行动制造一个借口。

田中隆吉是个中国通，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在日本陆军参谋部情报部供职，1927年调至北平日本公使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调到上海，对外身份是日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实际上兼任日本参谋本部在上海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接受了板垣征四郎的秘密任务后，通过正在上海的日本特务川岛芳子，策划了一起日本莲宗和尚同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人义勇军的冲突事件。   

1月18日这天下午，5个日本僧侣身披袈裟，头戴道帽，手里敲着扁鼓，在杨树浦引翔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周围转悠。正在厂门口站岗的义勇军队员朱志福感到异常，便向营部报告，受营部之命，朱叫了十几个工人监视这5个和尚的行踪。只见这5个僧侣沿着竹篱笆围墙往厂后门走去，不时向厂内窥看。工人们上前拦住他们进行盘问，那几个和尚支支吾吾，到后来干脆拔腿就跑，但此刻哪里跑得掉，当即被工人拖住，不料几个和尚竟一边用日语哇哩哇啦乱叫，一边气势汹汹地挥起拳头。工人们见状也不示弱，出手还击。三个和尚见势不妙，抱头逃窜，被工厂卡车上的搬运工用杠棒打倒在地，另外两个和尚来不及逃脱，被一群身份不明化装成工人模样的人围上来你一拳，我一脚，打得奄奄一息。前三个和尚乘人们不注意，逃到东华纱厂，驻厂的日本陆战队闻讯，打电话向警察署报警。傍晚5点钟，警察赶来，将两个气息奄奄的日本和尚拖走。

第二天，大批日本浪人即来到三友实业社毛巾厂进行报复。

1月20日凌晨3时，七八十个日本浪人，由4辆日本陆战队铁甲车伴同，直扑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抵达临青路时，两名值夜的工部局巡捕房华捕见这批日本人气势汹汹，像要闹事，便上前劝阻，不意竟触日兵之怒，一名华捕当场被击毙。另一名华捕见情势不妙，狂奔至华界和租界交界处警亭，打电话向巡捕房报告，还没等他报告完，追来的日本人已赶到，一刀将电话线割断，又一刀将该华捕执电话之手断去三指。另一名原驻守该警亭的华捕见状，正欲跑回捕房，亦被日兵用枪击伤腹部，倒在地上，血流如注。

这批日本浪人没了阻拦，来到三友实业社工厂，撬开竹篱笆，冲入厂区，用预先准备好的汽油浇向厂房板壁，又将浸满汽油的报纸扔上屋顶，然后散开，扔上几个手榴弹，只听得轰轰几声爆炸，一片大火冲天而起。日人见目的已达，便扬长而去。此时公共租界杨树浦救火会得讯，立即派出两辆救火车，驶向着火地点。第一辆救火车驶至半途，被日兵拦阻，第二辆救火车赶至，经西人救火员好说歹说，才被放行，得以赶至火场灭火。

这天凌晨的事件中，工部局一名华捕被杀，两名受重伤。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幸亏厂房屋顶均盖有铁皮，再加工人扑救及时，未全部焚毁，烧毁厂房6间，织布机20多架，损失1万多元。

日本人为何冲着三友实业社而来?其中颇有缘由。原来三友实业社毛巾厂自去年日军侵占东三省后，全体工友出于爱国热忱，组织起救国义勇军，每日操练，极为认真。义勇军平时带着袖章，上面写着“我的工作誓战胜日本”，使一些日本人大为嫉恨。工人们还在工厂周围张贴抗日标语、漫画，进行抗日宣传。1931年11月间，义勇军在工厂门口张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标题是“定要收复东北三省”，画面是一个工人义勇军战士拿着枪对准日本鬼子，日本海军陆战队见了很不舒服，公然派人将它撕毁，双方为此曾发生过冲突。更重要的是，一段时间来，三友实业社生产的“三角”牌毛巾，质地柔软，吸水性强，在市场上大受国人欢迎，销路压倒日商东华纱厂的名牌产品“铁锚”牌毛巾，使日商利润大受影响，日商恨之入骨。所以日人将矛头首先指向三友实业社。

二、十九路军严阵以待

日人的挑衅还刚刚是开始。当天下午，1000余名日本人，在日本浪人鼓动下，来到蓬路(今塘沽路)日本人俱乐部召开日本居留民大会，会议当场决定，致电本国政府要求增派陆海军，压制排日运动。下午3点钟集会散场后，一批日人前往日本领事署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请愿，一批日本人则手持木棍，杀气腾腾地向北四川路赶去。一路上凡见有中国商店贴有反日标语，二话不说，上前将商店橱窗玻璃打得粉碎。此时有一辆电车和一辆公共汽车驶过，车玻璃被日人击毁，一名电车司机和几名乘客受伤。有两个租界西人巡捕上前阻止日人围击公交车辆，亦被日人用木棍殴伤。一时间，北四川路自靶子路至虬江路一带，昔日繁华的街市，被砸得一片狼藉。

就在日本浪人焚烧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和在北四川路进行骚扰后，日本驻沪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就日本僧侣被殴事提出抗议，并提出了由上海市长向日本总领事表示道歉、逮捕处罚有关凶手、取缔所有排日活动、解散各种抗日团体等4项要求。与此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也派人来到民国日报报馆，声称报纸的报道与事实相违，是故意破坏日本海军陆战队之名誉，要求报纸主笔进行道歉、谢罪，并罢免有关记者等。

吴铁城收到日本领事的抗议，正犯难如何回答时，收到了行政院发来急电，指令对日方采取和缓态度，避免发生冲突，并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秘密化。吴铁城接到此电，心中有底，便让人起草给日本领事的复函，表示拟接受日方提出的4项要求。

日军方面，炮制又一个九一八事变的阴谋正在紧张地酝酿。连日来，日军一艘航空母舰、两艘巡洋舰、多艘驱逐舰陆续到达上海，使在上海的军舰数量达到24艘。500名海军陆战队在汇山码头登陆，分驻公大纱厂和杨树浦日军营房。一批轰炸机和战斗机也随舰空母舰来沪。所有迹象表明，日军正在为军事进攻作各种准备。   

此时驻守京沪沿线的国民政府军队是由蒋光鼐、蔡廷锴统率的十九路军。蒋光鼐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着名的铁军中担任过营、团长，在国民党军队中算得上是一位资深军人。1906年，当蒋光鼐刚满18岁，在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学习时，就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作为南京陆军中学同盟会成员，参加了武装起义。此后他追随孙中山，参加过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先后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总统府警卫营连长、警卫团团副等职。1923年他开始带兵作战，在东征陈炯明、南征邓本殷和北伐吴佩孚的战斗中屡建战功，在号称铁军的四军中由营长、团长升为师长。1927年他误认蒋介石为孙中山继承人，跟着南京政府参加了反对张发奎、冯玉祥和阎锡山的混战，甚至参加过“剿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光鼐每天都感受到民众的抗日热情，感到再也不能不顾民族危亡，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十九路军的军长蔡廷锴，同蒋光鼐在粤军第一师第四团时就是同伍好友，此后部队辗转各省，都由他俩率领。这段时间来，蒋光鼐因病住院治疗，正好蔡廷锴来医院探望，两人谈起当前的局势，意见不谋而合：不能容忍日军任意横行，部队宜早作准备，以应万变。

1月23日，蒋光鼐抱病来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和蔡廷锴一起召开了十九路军驻上海部队营以上军官紧急秘密会议。此时担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戴戟，也是蒋光鼐当年在粤军时的战友。会议首先由戴戟介绍了连日来日本浪人在上海暴动的情况，诸军官听了情绪十分激动。连日来，日本浪人的骚乱和日本官方的蛮横态度，已引起十九路军驻军官兵的愤怒。众军官纷纷表示，对于日军的种种异常行动，决不能视而不见。听了大家的发言，蒋光鼐不顾身体欠佳，作了讲话。他说：“日本人图占上海的情形，已十分严重。我们十九路军是享有盛誉的军队，现在已到了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时候，我们军人只有根据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从物质方面来说，我们当然比不过小日本军队，但我们有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也在所不计的精神，那么，我们的死，可以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以寒敌胆，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讲到这里，蒋光鼐不免激动起来，显得有些气急，他稍停了停，环顾着众军官，接着说道：“我们明白在物质上不是日军的对手，但是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现在日本人蓄意制造事端，借故挑衅，我军要高度警惕，严密戒备。我军决不开第一枪，但如敌来犯，我军必坚决予以还击！”蒋总指挥这一番话，如一声号令，使众军官士气大振。此时蔡廷锴站起来说：“日军来侵犯，我军坚决抵抗，进行自卫还击，这是天经地义的。九一八东北军不抵抗，丧失了大片国土，已铸成大错，我们十九路军再也不能犯这个错误了，免得子孙后代咒骂我们。”

秘密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众军官明了了形势，统一了认识，鼓起了斗志，为十九路军后来的浴血奋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天，蔡廷锴赶到苏州，召集十九路军驻苏州等地高级将领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上海秘密军事会议的内容。这两次会议后，十九路军各部完成了迎接来敌的战略和战术准备。

就在十九路军积极备战、以防不测时，1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赶到上海，力阻蔡廷锴备战。他对蔡廷锴说：“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我军只能忍辱负重，拟令本军在最短时间，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蔡廷锴则不为所动，义正词严地说：“我十九路军驻地均是吾国领土，也不接近日军驻防地区，有何撤防之理由!”双方谈了一个小时，何应钦无功而返。几天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又找到蔡廷锴，进行劝说。他说，“我知道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现在上海日军挑衅不断，若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体念中央意旨，最好将部队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他见蔡廷锴不为所动，又接着说：“上海是繁华之都，洋人利益甚多，倘如战端一开，其后果不堪设想，望兄深思。兄倘能尽早撤退，我当立即报告蒋总司令……”原来张静江是当蒋介石的说客来了。然蔡廷锴却回答道：“上海是中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驻守上海，天经地义，同日本军队毫不相干。万一日军胆敢来犯，则我军守土有责，当迎头痛击，无退缩畏敌之理。张先生也是中国人，想必不会反对我的意见吧?”一番话说得张静江语塞，十分尴尬。

三、突然袭击

进入黄浦江的日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

上海市长吴铁城按照南京政府避免同日本冲突的指示，复函日本领事，表示愿对5个被殴伤的日本和尚给予医药费和抚慰金，查办凶手，并取缔各抗日团体，同时命令公安局和社会局查封各界抗日救国会。不料日本领事又在1月27日致电上海市政府，要求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并声明须在28日下午6时前给予圆满答复。上海大大小小上百个抗日团体要在一天之内全部勒令解散，这明明是日本领事在进行挑衅，事关重大，吴铁城赶紧急电南京政府请示对策。还没等吴铁城再次给予答复，第二天晚上11点，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突然向十九路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立即退出闸北，否则即采取断然行动。半小时后，近400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日本便衣队人员，以几十辆铁甲车为前导，兵分五路，向虬江路、宝兴路、天通庵路等处进攻。驻守闸北的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长立即向总部请示，蒋光鼐毅然下令还击。一时间，北四川路和闸北一带枪炮声骤起，通宵达旦。激战至第二天清晨，日本航空部队又派出3架轰炸机，在闸北、南市一带滥施轰炸，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和北火车站被炸弹击中，冒出滚滚浓烟。就在这次轰炸中，一个远东有名的文化宝库东方图书馆遭到焚毁。此东方图书馆由商务印书馆于1921年开始建立，多年来收藏了几十万册图书，其中有不少为珍稀的宋、元版本，另有2000多种地方志和一批已经绝版的早期中外杂志，其中不乏孤本。据说此前一直有日本人想出高价收买东方图书馆藏书，但没能如愿。

一二八抗战时期十九路军在天通庵路奋勇抗敌

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戒备已久的十九路军当即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将日军五路进攻均予以击退，并截获了3辆铁甲车。1月29日，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联名发表通电，宣称：“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旗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至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扞卫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这份充满爱国激情的通电和十九路军毅然抵抗日军进犯的消息传开后，上海各界民众乃至全国民众无不受到鼓舞，十九路军反抗日军侵犯的枪声，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肆无忌惮地侵占东北三省所带来的压抑一扫而光。

日军对上海的侵占，也打破了日本侨民的平静生活。

 

日军在头一天从四川北路进攻闸北受挫后，第二天即将火车北站作为重点进攻目标，组织了大批海军陆战队进行猛攻，然十九路军防守严密，日军意图没能得逞，便又以飞机进行轰炸。北火车站受敌机轰炸，燃起大火，日军乘此机会，以大队人马从虬江路包抄进攻。守卫在那里的十九路军奋力抵抗，双方激战达一小时，终因日军人多势猛，北站被日军占领。傍晚时分，十九路军组织力量发起反攻，复将北站夺回，并全力追击敌军，日军向杨树浦方向溃退。此时在北四川路一带，十九路军也发起反击，将日军击退至靶子路。到晚上八九时，闸北一带日军已全部驱除干净。当初日军发动进攻时，指挥官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曾狂妄地宣称：4小时内占领上海。但一天一夜过去了，日军非但没有占领闸北，还被击毙800人。

日军完全没有想到，此次进攻上海，同九一八日军在东北的境遇大不一样，于是1月29日上午，由日本副领事白井康出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停战要求。当天下午，英美驻沪领事受日本领事之请求，出面调停。十九路军收到日本领事的停战要求后，便提出三项停战条件：一、所有驻沪日军全部军舰，退出吴淞江，并保证以后不再来沪。二、日本便衣队武装一律解除，不得再有放火、暴动、抢劫、骚扰等行为。三、日领事及军事长官，向我政府道歉。1月31日，应英美两总领事之约，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在英领事馆商谈停战办法，会上双方意见难以一致，遂约定停战三日。而实际上日军乘此停战时机，大肆调兵遣将，准备新一轮的进攻。1月30日下午，日本海军二十六舰队4艘驱逐舰，由巡洋舰龙田号率领，从佐世保急驶上海，同时，70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也急速被调派到上海。在原先约定的三天停战期内，日军已屡次在宝山路、虬江路、天通庵路、北河南路等处用大炮、追击炮、机关枪、步枪向十九路军防线轰击。2月4日，日军又向江湾、吴淞一带进攻，各线激战达几小时之久，日军进攻均被击退，进攻江湾的日军一联队遭到全歼。指挥官盐泽因此被免职。几天后，新上任的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乘旗舰来到上海，替换盐泽少将担任总司令，日军在上海的兵力一下子从几千人增加到25000余人。野村一到上海，即对西方记者宣布：“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了之时。”又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壕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野村的口气，比起当初盐泽的目空一切已稍见圆滑，但仍透露出日军必胜的狂妄之态。

四、激烈的抵抗

野村抵沪后，对日军进攻重新作了部署，决定先占领吴淞，再沿黄浦江，至杨树浦，连成一线，在闸北战线，则改由虹口公园向青云路延长，至公兴路八字桥，形成对闸北的正面包抄。2月7日凌晨，野村下达了总攻击令，扬言在24小时内攻陷吴淞要塞，再以全力占领闸北。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

十九路军战士在抵抗

十九路军大刀队

这天早晨天刚亮，日军出动了20多架轰炸机，在吴淞镇一带上空盘旋数圈后，扔下数十枚重磅炸弹，与此同时，在张华浜车站附近的日军以重炮和野山炮向吴淞镇阵地猛烈炮击，泊在张华浜码头附近和吴淞口对面三夹水等处的日军军舰，也发起凶猛的轰击，一时间，炮弹如雨点般下来，爆炸声震撼大地，整个吴淞镇处处在燃烧、崩塌，天空中笼罩着一片浓浓的黑烟，一个宁静古朴的小镇，顷刻间成为一堆废墟，吴淞的露天炮台也全被炸毁。正当敌人的轰炸炮击刚刚停下来，十九路军的战士开始抢救被炸坏的工事时，2000多名日军在铁甲车的掩护下，向我军蕴藻浜前哨阵地扑来。十九路军翁照垣旅第八连连长赵金声率领全连进行阻击，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后，八连官兵已死伤过半。此时赵金声连长想，以仅有的40多人，要从正面将敌人击退，已属不可能的事，他灵机一动，率余部从蕴藻浜车站背后，绕到车站南端一带商店，在那里用机关枪向军工路的敌人猛烈扫射。这一行动，将进攻的敌人拦腰分为两截。日军遭此射击，顿时十分混乱，后半截敌人，停止了前进，纷纷向我军还击，前半截敌人，听到后面枪声大作，以为中了伏击，纷纷向后溃退，而此时后半截敌人看到前面有人溃退下来，以为我军大举反攻，于是有的下意识地向后溃退，有的在慌乱中乱放枪，反而将自己人打死。这场战斗，日军死伤六七百人，2000多名日军，被十九路军一个连打退。第二天，英美报纸都以醒目标题对此战进行了报道，连长赵金声一时成为震惊中外的抗日英雄。

日军进攻吴淞的战斗，持续了几天。由于敌人的炮击，我军前哨阵地士兵伤亡不少，在一些阵地，战壕被炸弹炸毁，整个排的战士被活埋。尽管如此，由于我军将士以大无畏精神坚守阵地，终于打败了日军的进攻，使野村占领吴淞的幻想成为泡影。

2月7日中午，野村在下令进攻吴淞后不久，又下令向八字桥进攻。这八字桥，位于闸北横浜路和柳营路之间，是通向闸北北部的交通要道，也是夺取闸北的必争之地。蔡廷锴早就料到野村会有这一着，故早在几天前，亲临闸北前线，部署了反击计划。所以，7日中午，当日军以坦克、铁甲车为掩护，向八字桥方向猛攻时，我军沉着应战，先以手榴弹对付坦克和铁甲车，然后以机枪扫射进攻的日军步兵，一部分士兵冲入敌军，同敌军展开肉搏，一部分士兵包抄到后面，截断日军退路，仅一个小时，就将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进攻八字桥的日军，多数是新来的日本陆军，豪气正甚，不甘失败，接连组织了几次进攻，都被十九路军击退。8日晚上9时许，日军不甘心白天的失败，在晚上向大德里、川公路进攻广东街。上海义勇军大刀队奉命上阵，同日军展开巷战。这个大刀队，在淞沪抗战一开始就成立了，他们个个都有一手武艺，日军侵占上海，他们出于爱国义愤，组织起义勇军，要求上前线杀敌。他们手执大刀、手枪，腰间插着手榴弹，脸上涂着黑色的油彩，头发散披，每当杀死敌人时，他们就把敌人的血涂在自己的脸上，故看上去活像中古时代的武士，十分威武。

阵地上已是夜深时分。黑暗之中难以分清敌我，但大刀队心里明白，因为日本海军陆战队腿上扎着白绑带，黑暗中，只要是白色闪亮，便是敌人的脚，就是大刀砍去的目标。这时，日军逐渐进入阵地，只听得一阵“杀！杀！杀!”的喊声，大刀队成员纷纷跃出战壕。大刀队杀得日军死伤满地，声威大振。

三天来，野村在吴淞和闸北几次进攻，都被十九路军粉碎，不得不在9日下令撤退。

五、各方支援

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和戴戟合影

十九路军敢死队

十九路军的浴血抵抗，挡住了日军的猖狂进攻，然因同南京政府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的政策背道而驰，因此受到了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百般阻挠。十九路军抵抗日军侵犯的战争打响后，南京政府不但不给十九路军以援助，还克扣军饷，截留捐款。在几天的激战中，日军不断得到增援，坦克车、铁甲车、飞机、大炮，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而十九路军迫切需要平射炮和高射炮，几次向军政部呼吁请领，却没拿到一枪一弹。军政部甚至通令各部队，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也要受抗命处分。为此，当时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一师，驻浙江的戴岳一旅，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的兵力，均按兵不动，坐视十九路军孤军作战。驻留在上海的国民党海军，甚至还同日本海军当局达成协议，谓“此次行动，非为交战，两国海军互不攻击，以维友谊”云云。

尽管南京政府反对和阻挠十九路军进行抵抗，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派系出于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考虑，对十九路军的抵抗还是给予了积极的支援。

淞沪抗战打响后，孙科、李宗仁、程潜等11个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即联名致电汪精卫和蒋介石，要求国民党政府抽调劲旅支援淞沪抗战，并设法接济十九路军饷粮。孙科在电文中指出：“日人横暴至此，军民愤激，誓死抵抗，昨夜至今午，战事剧烈，我军士气百倍，迭获胜利。”呼吁“政府此时，当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报国家，以谢民众”。几天后，孙科、孔祥熙等在上海的25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又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政府速定抵抗政策。他们在电文中批驳了所谓与日本战三日就要亡国的不抵抗谬论，要求政府毋再游移，速定彻底抵抗政策，宣示国人全力御侮，会集陆空军力量固守上海，并给予十九路军以充分援助，同时组织北方各军乘机向日军反攻，收复失地，在外交交涉方面，应提出非日军全面撤退，不予交涉。电文最后强调只有实行此四项，方能使士气百倍，才能真正有外交可言。孙科不但领衔发表要求抵抗的电文，还派人将收到各处捐赠的10万元慰劳款送往十九路军。各地的一些国民党军政要人，胡汉民、阎锡山、蒋鼎文、白崇禧等也纷纷致电十九路军，表示声援和慰问。

1932年宋庆龄在上海视察战场后和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合影

十九路军将领致着名实业家严庆祥感谢信，对他的捐赠表示感谢

十九路军给严庆祥之父严光藻所开收到1万元捐助的收条

至于上海各界民众对十九路军的援助，更是如滔滔洪流，一浪高过一浪。战事爆发后不久，邮务工会即将几十箱牛肉干和饼干送到前线，慰劳十九路军。接着，由各界捐助的药品、食品、衣被、鞋子、毛巾、现金等，源源不断地送来。1月30日，在香港路4号银行公会门前，各种慰劳品堆积如山，面粉、年糕、饼干、面包、牛羊肉、鸡蛋等物品装满了十几辆运货车，送往闸北前线。淞沪抗战打响后，史量才、王晓籁、虞洽卿、杜月笙、刘鸿生、钱新之等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即发起成立了上海地方维持会，广泛开展募捐活动，募得各种捐款近30万元，另外募集了救国捐90多万元，用于支援十九路军和救济难民。从2月2日到24日的20多天里，上海地方维持会即为十九路军运送食米近5万石。在声援的各路民众中，海外侨胞的捐助十分突出。旅居菲律宾的华侨闻知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反击日军进攻，异常感奋，纷纷汇款进行慰劳，近一个月中，陆陆续续的汇款，总数达60余万元。居住在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地唐人街的华侨，也纷纷捐款，一些华侨平时节衣缩食，生活非常俭朴，而为抗日捐款却十分慷慨踊跃，一些人不惜典卖首饰、家具等物，以所得之款悉数捐献，总共捐助了500万元。其他在加拿大、阿根廷、法国、意大利旅居的华侨，也莫不倾囊捐助，显示了一片爱国之心和对十九路军的慰问之情。

2月中旬，由张治中统率的第五军所属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冲破南京政府的阻挠，终于向上海郊区集结，参加淞沪抗战。

原来驻守在杭州的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浙江奉化人，是蒋介石亲信俞飞鹏的侄儿。十九路军在淞沪英勇抗战，打败了日军的猖狂进攻，为国雪耻，全国振奋，但被打败的日军不断增兵，十九路军仍孤军作战，俞济时心中难以平静，为此他打电报向蒋介石请战，要求参加淞沪抗战，支援十九路军。同时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也积极请缨要求支援十九路军。他在呈国民政府的请愿书中写道：“倘不蒙允准，则求死不得，众忿难遏，激于忠诚热血爆裂，部任维持既形困难，势将全部瓦解单独行动，尔时形势已成挽救无术。为政府实力计，为国家前途计，均将不胜其痛，惜扼腕情急心切，擐甲待命。”反映了部队官兵热血沸腾，力赴前线效死疆场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只得批准第五军赴上海增援。这也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唯一一支支援十九路军的部队。

第五军到达上海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和张治中等会商了对日作战方案，议定以江湾、吴淞两要塞作为固守重点，以八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和翁照垣旅长率所部死守吴淞宝山，六十师守卫闸北到江湾一带，其余兵力分别在北新泾、真茹、南翔等处担任警戒和作预备队。

六、植田慑服   

2月14日，日军植田谦吉中将带着他的王牌第九师团抵达上海。一到上海植田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署，准备发动第三次总攻，企图洗雪他的两个前任盐泽和野村被十九路军打得惨败的耻辱。初到上海，植田仍目空一切，明明是战败者，竟厚颜无耻地发出“最后通牒”，蛮横无理地要求十九路军撤出租界20公里，并撤除范围内的军事设施，永不重建。当他的“最后通牒”遭到十九路军的严词驳斥后，日军开始了第三次总攻。

植田部署的这次进攻，可谓用心良苦。他投入1万余兵力，配有130门大炮，40多辆坦克和铁甲车，加上30多架飞机，分三路向江湾进攻。其左路从靠近复旦大学的引翔路进攻，右路在庙行镇和孟家宅一带展开，中路正面对着江湾镇东北方。

2月20日凌晨4时，日军大炮向江湾我军前方阵地猛轰，顿时炮声震耳欲聋，烽烟滚滚。天亮后，日军飞机又出动，进行全线轰炸，从早晨6时一直到9时，整个前线阵地，都处在被轰炸和燃烧之中。十九路军根据前几次反击日军进攻的经验，当日军炮击和轰炸时，全线散开，充分利用掩蔽部掩护，所以尽管敌人的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但损失不大。炮轰之后，日军仍以呆板的战术发起进攻，坦克在前作先导，步兵在后，十九路军则用手榴弹和小钢炮攻击坦克，然后用机关枪向坦克后面的日军扫射，接着士兵端起刺刀，跃出战壕，同敌人展开肉搏，此时义勇军和大刀队也冲上前去，英勇拼杀，日军留下一堆尸体，败退下去。

日军首攻江湾失败，便转向进攻跑马厅。第二天上午8时许，日军分三路夹攻跑马厅，待进到跑马厅我军阵地，十九路军佯退，日军以为攻击成功，三路日军并成一线，乘胜而进，这时十九路军奋起反击，冲破敌军阵线，双方短兵相接，此时义勇军和大刀队又加入战斗，奋力杀敌，日军抵挡不住，狼狈而逃。

植田的司令部就设在江湾附近的一间小屋里，屋里放着一张小圆桌，上面放着军用电话和地图。植田手执红铅笔，呆呆地看着地图，显得很疲劳，他看看手表，按预定方案，此刻该是拿下跑马厅的时候，怎么还不见来电话报告?他有点不耐烦，开始在狭小的屋内来回踱步。突然，电话铃响了，植田拿起电话，没听几句，脸上骤然变色，不等对方说完，便大骂了一声“八格牙路!”啪地一声挂了电话。原来刚才是一军官报告，进攻跑马厅已完全失败，军队损失惨重。

植田心里仍很不服气，他想不通，堂堂日本“皇军”，怎么会败给支那军，尤其是那些非军人出身的大刀队呢?他决计将前线指挥官撤换，再次组织进攻。

这一次，1万余人的陆军，在坦克、铁甲车掩护下，又分三路向跑马厅扑来。当右翼进攻到离我军阵地1000米处，忽然3辆坦克掉入陷阱，其余的坦克见势不妙，纷纷后撤，我军以猛烈的火力回击坦克后面的敌军，又一次将日军打退。进攻江湾的日军屡次进攻均遭失败，便向附近的百姓发泄，他们冲入邻近的持志中学，先将门卫用刺刀刺死，又用机关枪将校内十余个役佣全部杀死，接着放起一把火，将二三楼教室和宿舍烧个精光。在其他地方，日军也肆意破坏，加上日军飞机的轰炸和炮击，昔日繁华的闸北，变成一片瓦砾。

植田在进攻江湾的同时，又大举进攻吴淞。那天，大批日军沿蕴藻浜向我军阵地进攻。激战开始不久，我军向后佯退，日军3000多人突击到庙行镇，这时我军左右两翼将士将敌军后路截断，包围了此3000多日军，关门打狗，予以全歼。

日军司令植田原以为投入精兵利器，实施“中央突破计划”，同我军决一死战，能挽回其前任屡战屡败的面子，没想到血战几天，不但没有取得胜利，反而留下了3000余具日军尸体。在连连失败面前，一向固执骄傲的植田，对十九路军的骁勇善战也不得不表示慑服，他对西方记者说：“今日支那第十九路军，若有我皇军之武器，则本邦将无可匹敌。”但植田在说此话时心中还存有一分侥幸，他怀疑中国其他军队是否同十九路军一样善战，他探知第五军八十八师驻守庙行，想如果能攻破庙行，照样能截断江湾后路，威逼闸北。

植田的这种怀疑当然是错了。其实第五军将士同十九路军一样，也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当初他们为赴淞沪抗战，不少官兵断指写下血书，表示宁为抗战捐躯，羞作亡国之民的决心。这样的军队，当然必定同十九路军一样，将使植田碰得头破血流。

七、庙行之战

2月22日清晨，庙行之战拉开了序幕。植田派出大批精锐部队，分两路向庙行镇进攻。日军为此共配备了大炮100余门，坦克50余辆，外加20余门过山炮，60余门小钢炮，火力之猛，前所未有。相比之下，守卫庙行的八十八师兵力，共3个团，每团兵力不过两个营。   

这天凌晨，敌人主力久留米混成旅等部，乘着夜色向八十八师阵地扑来，八十八师守军奋起抗击，两军拼命厮杀，血肉横飞，双方伤亡都很大。此时大刀队又挥刀杀出，敌军一片混乱，不知大刀队从何而来，更摸不清大刀队有多少人，纷纷逃命，来不及逃命的，大都死在刀下。到清晨5时许，敌方炮击达几千发，庙行的前沿阵地均遭破坏。拂晓后，敌人飞机大炮轰击更加猛烈，我军死伤甚多。战到上午7时，我方麦家宅阵地防御工事全被敌机及炮火炸毁，日军混成24旅团乘机突入。上午10时，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亲自到前线督战，此时八十八师所有预备队、工兵营等全部兵力投入前线作战，终于守住了严家桥、塘东宅等阵地。经过半天拼杀，日军伤亡也大，我军见敌军攻击不过如此，再加此时六十一师张炎旅长率所部两个团前来支援，士气更足。

中午时分，日军见庙行南线无法突破，便又投入1000多人，向庙行北线进攻。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得到敌情报告，当即命令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旅长孙元良率部向庙行增援，同时亲率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前往八十八师指挥所策应。战至下午，形势有了转机。原来驻守蕴藻浜的二六一旅宋希濂旅长接到张治中要求抽调一个团前往增援的命令后，立即组织了两个团，从纪家桥渡河，抄袭到日军侧背。

向庙行进攻的日军，由于受到我军三面夹击，终于败退。那天晚上11时，日军残部2000余人被包围在庙行南面5公里处侯家木桥附近，正当我军准备将该部缴械时，植田急忙组织了近2万余人的部队前来援救。被围日军得知有援军前来，便又竭力抵抗。前来救围的日军，因有友军被围在里面，不能施放大炮，便用机枪刺刀与我军肉搏，八十八师以5000人的兵力应战。双方一直战至清晨4时，被围日军仍未能突围，于是日军派出飞机多架，向我军阵地俯冲投弹扫射。正当我军危急之时，驻防江湾东镇的一部，从日军左翼阵地进行袭击，增援日军抵挡不住，被迫后撤2公里。于是被围日军和增援日军，完全被我军隔绝，经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将士奋力拼杀，被围日军终于全部被歼灭。  

庙行之战，第五军的两个师几乎全部投入了战斗，其搏杀之激烈，为一二八淞沪抵抗以来所未有。此战我军伤亡军官八九十人，包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旅长钱伦体和副旅长陈普民，士兵伤亡1000余人。而日军王牌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均遭重创，死伤3000多人。事后中外报纸作了大量报道，一致认为此战是中国军队战绩的最高峰，连南京政府军政部也致电奖慰说：“庙行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百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英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

八、退避锋芒

庙行一战大败，对日军士气是一大打击，为激起士气，挽回日军在上海失败的面子，日本政府孤注一掷，调派白川大将来上海担任日本陆海空军总司令，又增调了3个师团的兵力和200余架飞机到上海，此时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数量上已超过我军一倍。白川素被吹捧为日本陆军中的杰出人才，他参加过日俄战争和欧战，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及日本陆相等职，在军事上自有一套。白川抵达上海后，根据当时的战况，又决定在2月29日发动总攻。白川为何迫不及待?原来对于上海战事，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存有两种意见，外务省主张和平解决，日本军部因没有实现最后通牒中的条件，感到是军方蒙受了奇耻大辱，故训令上海方面司令官，无论如何，务必在3月3日国联开会讨论解决上海战争问题以前，实现其在最后通牒中所提出的条件，所以白川一到上海，便决定发起又一次总攻击。经过一番选择，白川将此次总攻的重点放在浏河，同时以一部分部队攻击闸北八字桥，以牵制我军主力，另派一部分部队守江湾，截断我吴淞同闸北的联系。

激战前夕，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得到情报，知道吴淞口外集结了日军近50艘军舰和兵船，同时有几十艘船在浏河一带测量水深。据此分析，日军很可能在浏河登陆。情报很快报给了蔡廷锴，引起蔡廷锴极大的担忧，因为此时驻守浏河的兵力只有1个营，而自一二八抗战以来，部队伤亡甚多，十九路军伤亡已达5000，第五军也达3000，而战线越来越长，已无兵力能派往浏河驻守。蔡廷锴同蒋光鼐商量后，决定向驻守杭州的上官云相、戴岳求援，然因蒋介石等亲日派的阻挠，十九路军请求支援电石沉大海。

2月29日，日军开始向闸北八字桥进攻，当我军在八字桥同日军展开激战时，白川又调动了1万兵力，向浏河进攻。3月1日拂晓，约3000名日军在七丫口强行登陆。蔡廷锴得到报告，即命八十七师宋希濂率部赶赴增援。中午时分，宋希濂部乘汽车到达浏河，在茜泾同日军相遇，双方展开激战。战至下午，敌人20多架飞机飞至浏河，将我军运兵汽车炸坏，影响了我后援部队的快速到达。先期到达的宋希濂部五二一团同日军展开肉搏，终因兵力过于悬殊，不得不向太仓方向撤退。3月1日下午，蒋光鼐、蔡廷锴和张治中在南翔商量对策，均感到自一二八以来，部队抵抗日军已经月余，伤亡颇多，而士气旺盛，但此时日军已改变其战略，重点向我腹地进攻，我方自应作出相应调整，为保持进行第二次抵抗的力量，遂决定将全军撤至第二防线，重新部署，待援军到达，再图反攻。正当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决定重新部署防御时，日军又向浏河以西30公里的常熟附近进发，企图在那里登陆后，迂回包抄我军，截断我军后路。为此，十九路军决定将主力迅速撤至青阳巷、昆山等处，严阵以待。

守在吴淞的谭启秀和翁照垣部，一个月来以极大的代价死守了吴淞，本来极不愿意撤退，决心要死守炮台，在蔡廷锴的耐心劝说下，才同意撤退。此时3万多日军已将吴淞团团包围。而谭启秀和翁照垣都是骁勇善战的将领，他们一面让炮兵向日舰开炮，一面集中兵力，杀开一条血路，使3000余人安然撤出吴淞，同时撤出的还有上海市民义勇军304人，铁血军400余人，大刀队50余人。

当时在金神父路法政学院内治疗的十九路军伤兵，闻我军改变战略，放弃第一防线，撤至第二防线，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10余名伤兵，痛哭流涕地说：“我等出生入死，白刃肉搏，血溅原野，原希望保全国土，不使敌人越雷池半步，今竟得如此惨果，怎不令人痛心，我等欲哭无泪矣!”

九、虹口事件

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全线撤退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和张治中联名向国人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军民“一致奋起，电击响应，此仆彼继，勿以沪海之偏隅进退之念，勿以敌人分化之诡谋所中”。

韩国独立运动志士尹奉吉

3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告成立，至此，日本军方当初策划挑起一二八事变的重要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开始同中国政府进行停战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留驻于现驻扎地点，日军撤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区，其中间地带，由中国警察管理。堂堂中国国土，中国军队却不准驻扎，国民党政府接受这一屈辱的停战协定，遭到上海民众的强烈反对。侵沪日军虽四易主帅，伤亡不少，却仿佛成了胜利者。但虹口公园爆炸的炸弹，又给了侵沪日军当头一棒。   

原来4月29日，正逢日本传统节日“天长节”，侵沪日军为了庆祝他们在淞沪战役中最后获得的胜利，在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庆祝会和阅兵典礼。   

那天上午，虹口公园内人山人海，参加阅兵仪式的军队、各路来宾等，熙熙攘攘。侵沪日军陆海军总司令白川大将、总指挥第九师团长植田、参谋长田代少将，上海日本居留民团书记长河端贞次、民团行政委员长和村井、日本公使重光葵等，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主席台上。庆祝典礼开始后，众人还没有来得及将日本国歌唱完，只听得“轰、轰”两声巨响，两颗炸弹在主席台上炸开，此炸弹威力十分强大，爆炸时气浪几乎把主席台掀翻。站在后排的野村中将眼看着一颗黑乎乎的东西飞上主席台，知道不妙，刚想喊叫，炸弹已爆炸，弹片飞入他的眼睛，当场将他的左眼炸瞎，同时飞起的弹片也将植田的左脚跟炸掉。站在白川旁边的重光葵，突然感到有一根大铁棍向他打来，他倒了下去，本能地想站起来，但无论如何站不起来，原来他的一条腿已被炸断。炸弹爆炸时白川离得最近，只见他肥胖的身体像一件玩具般地被抛向半空中，然后重重地摔下来。周围的日本军官个个趴在地下，狼狈不堪。主席台周围，叫声、喊声、哭声混成一片。

投递炸弹的不是别人，是韩国独立运动志士尹奉吉。韩国自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国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1919年韩国独立运动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后，其领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淞沪抗战结束后，韩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得知日军将在虹口公园内举行“天长节”庆祝活动，便组织了尹奉吉等志士进行这次行动。在十九路军蔡廷锴、暗杀专家王亚樵等中国方面支持下，尹奉吉等人成功地实施了这次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