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启端

1

1843年11月8日黄昏，一艘小火轮缓缓驶进了黄浦江。小火轮开得不快，机舱里发出的突突突声音，就像一头经过长途跋涉的老牛粗重的喘息。小火轮确实累了，它顺着水路从广州珠江匆匆赶到上海黄浦江，焉能不累。

这样一艘船行驶在夕阳下的黄浦江上，应该是很惹人注目的。人们一望而知，乘在船上的，不会是大清国的官员，而只能是洋人。这猜测没有错。但是多少让人感到有点诧异的是，这艘小火轮上居然装载着不少家具，连甲板上都堆放着好几把椅子以及一些行李箱子，似乎要到哪里安家。

小火轮一直开到上海县城外面的黄浦江边才靠岸停下。这时候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小火轮上共有四五个洋人，当时从船上先走下两个洋人，他们下船以后，先到附近察看了一番，后来就停下脚步，朝黑暗中的上海县城方向远远打量了一会，这才重新回到小火轮上，其中一个说，“上尉，天色已晚，只怕进城也不一定有地方住，干脆在船上歇一夜，明天去见上海道台。”

被称作上尉的那个人点了点头，然后用手指着船上一箱箱啤酒说，“好吧，今夜大家就多喝点，解解乏。”

近代历史上的上海县城图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从停泊着的小火轮上匆匆走下了一个洋人，他怀揣上尉写的信，一路走进上海县城，他用刚学会不久的中国话向人打听道台衙署在哪里。当他终于来到道台衙署门口时，他的神情一下子振奋起来，甚至震住了两个看守衙门的小吏，他们不敢对他多加盘问，赶紧引着他去见道台大人。

衙署突然喧闹起来。不一会，几抬大轿鱼贯而出，匆匆离开县城，直奔黄浦江边。几抬大轿隆重前往迎接的，正是那几个在小火轮上歇了一夜的洋人。而这里轿子派出以后，上海道台宫慕久就赶紧吩咐手下人，作好迎接宾客的准备。

当乘着洋人的轿子队伍出现在人来人往的上海县城时，顿时成了这里最抢眼的景观，老百姓们驻足而立，纷纷投去好奇的目光，许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尤其是小孩，想看，又怕看，他们躲在大人身后，伸出小脑袋，既好奇，又小心翼翼地看着那些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可以说，此时除了上海道台衙署里的少数官员，居住在上海县城里的上海老百姓决不会想到，眼前这些洋人的到来，将会给他们居住的这一片空间，带来任谁也想象不到的变化和影响。而且，这些变化和影响，所激起的反响会是那样巨大和深远，它们波及到的不仅仅是上海、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

2

进入衙署，迈出轿子，从小火轮上下来的洋人被一一介绍给了早已恭候在这里的上海道台宫慕久。上尉叫巴尔福，他是原英国驻印度马德拉斯野战队上尉，他现在的身份是受英国公使  鼎查派遣，首任驻沪领事，任期为三年。随他同行的，有翻译麦华佗、军医海尔、书记员司脱拉成。宫慕久放下英国首任驻沪领事递上的照会后，表白了几句欢迎领事一行到来之类的话语。

不料上海道台的客气，被巴尔福误以为是谦卑，他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去年燃烧在上海吴淞炮台的那场战火，在这位上海道台心里留下的阴影所致。这样一想，巴尔福很有点得意，只是当后来话题开始进入一些实质性内容时，他才明白，眼前这位上海道台对他并不是一味恭顺的。

他们涉及的实质性话题内容之一，便是关于英国驻沪领事的驻地问题。当巴尔福表示希望将领事设在县城里时，被宫慕久当即拒绝：

“县城逼仄，几无空房，领事驻地还是在城外另择地方为好。”

巴尔福并不以为然，“上海县城难道就找不到一处空屋？城里不是有几处大庙宇吗，我看在那里支起帐篷作领事驻地也满不错的。”

“庙宇里是断断不可入驻的。”宫慕久仍然坚持己见。

这时，巴尔福倒显得颇有耐心，他让上海道台再考虑一下。接着，彼此围绕其他话题又交谈了一会，然后巴尔福一行才起身告辞。这时候巴尔福对宫慕久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我就不相信，在上海县城找一处空房，会比打吴淞炮台更难。”

事情是在衙署门口出现转机的。

宫慕久将巴尔福一行送至衙署门口时，一个再次提起要在城里找地方设领事驻地，一个则回说实在是没有空房间，这时候，一直围观着的人群中突然走出了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绸袍，脑后垂着一根辫子的中年男子，他径直走到巴尔福面前，微笑着问，“如果你们要租房，我知道有一处地方有闲房可租。”

“你知道我们租房干什么用吗？”当麦华佗将男子的话翻译出来以后，巴尔福不由看着他问道，“再说你说的闲房又有多大空间？”

“有52间，无论你们干什么用，都不会不够吧。”中年男子边说边微微鞠了一个躬。

“52间！”巴尔福愣了一下，他不由朝眼前这个有点谦恭的中国人看了看。

看来刚才宫慕久说在县城里找不到房子，并非故意为难巴尔福，因为现在有人说能为巴尔福解决这一难题，他倒也并不阻挠。

于是，巴尔福一行就跟着那个中年男子前去看房子。上海县城尽管逼仄，但他们所看的房子却坐落在一处闹中取静的东西向大街后面，里面的房子果然一进连着一进，整整有52间，一望而知，至少在眼下，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适合做领事馆的地方了。看到英国人愿意租这处房子，中年男子不由笑了，他这才说道，“这房子就是我家的，你们要租的话，年租金四百元。”

巴尔福一口同意。

看到英国人答应得这么爽快，中年男子有点后悔，知道如此，开价应该再往高里抬。陪英国人在这里走了一圈后，巴尔福他们知道了中年男子姓姚，是此地大商人，他在香港一家中国商行里还占有一定的股份。说到后来，姚姓男子又施展商人的伎俩，表示巴尔福他们在上海做交意，如由他来包办，一定会很方便。不过这次却被巴尔福一口拒绝。巴尔福欣赏眼前这个上海商人的精明，但他更警惕后者的狡猾。他岂能将这样一个上海人安插在身边。

领事馆用房有了着落，巴尔福很快即以英国首任驻沪领事的身份发表布告，将领事馆地址通知英国侨商。这一天是1843年11月14日。

上海县城墙

三天以后，英国侨商们奔走相告，因为这一天，他们又获悉一个为之振奋的消息：上海开埠！这一天是1843年11月17日。

关于上海开埠日期的宣布，巴尔福事先是和宫慕久谈定的，但使后者吃惊是，前者居然擅自划定，自上海县城至吴淞地区为上海港区；擅自规定从苏州河口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外滩）为洋船停泊区域；并规定，未经英军司令官许可，不准更动下锚地点。

如此通告由巴尔福发出，是越出领事职权范围的，对如此行径，上海道台既然不想吃不了兜着走，那就只有将问题拱手上交。

不料如此一来，正遂了巴尔福们的愿。清政府将问题“吃进”后再无下文。巴尔福们得知后笑了，因为这正是他们预料到的结果。“这是默认，默认就是同意。”英国人毫不费力地从中找到了必然联系。这种寻找比起他们前几天在上海县城找一处领事馆用房，要轻松多了。

3

上海宣布开埠，首先有部分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来到了上海。

不知是出于新来乍到感到新鲜，还是已经预感到这里才是他们日后可以发展的天堂，总之，这些英国商人一进入上海县城，就喜欢上了这里。紧接着，他们便要求在这里购地建房。但这一要求没能如愿。没有一个上海人愿意将房屋卖给外国人。英商在上海有问题不能解决，自然得去领事馆找巴尔福了。而后者又只得去找上海道台。宫慕久听明白一切，也只能两手一摊，说，“房产和土地是老百姓的私家财产，官府是不能强迫他们出卖的。”于是，那些来到开埠伊始的上海做发财梦的英国商人最后只能在县城外面的乡间地方找所简陋的住处住下。尽管心有不甘，但一时又无可奈何。巴尔福劝慰他们暂且忍耐，并保证，“我会在尽量短的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

不料英商们的居住问题尚没解决，巴尔福对领事馆的居处又大伤起脑筋。原来姚氏大宅作领事馆用房也仅仅让巴尔福满意了几天，在后来的几天里，那里几乎成了上海县城老百姓们的参观地。老百姓当然不是参观房子，而是参观英国人。可以说，那些英国人从早上起床洗漱、刮胡子、吃早茶，以及抽雪茄、喝咖啡等等，无论是用具还是它们的使用方法，都引起上海县城老百姓们的强烈好奇心。

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成了上海县城里的老百姓们的参观目标，巴尔福大为恼火，于是下令平时也将门一律关上，严禁外人擅自进入。

上海县城墙----宝带门

“外人”可以不进入，但领事馆里的英国人却不能不出去。这不，那天巴尔福和宫慕久一人乘一顶大轿出了领事馆大门，前者就被围观的人群围了好一会才得以脱身，离开上海县城后的巴尔福大为不满地朝上海道台发火道，“这太野蛮了，这太野蛮了，你应该严厉惩治这些刁民。”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当时上海道台回答了一句：“不是老百姓进入领事馆，而是你出现在他们面前，你能阻止他们看你吗？”

“这不是看，是围观。围观是不文明的，是一种侮辱。”

他们进行这番对话时，正站在黄浦江边一片毫不起眼的泥滩地上，这里毫无人烟，苇草丛生。宫慕久是陪同巴尔福一起出来寻找供英国人经商和居住用地方的。巴尔福此时已经被眼前这片地方吸引了，这片泥滩地地势开阔，一边又是黄浦江和苏州河交界处，既可出吴淞口溯长江深入中国内地，又可停泊商船、军舰，便利进出贸易。想到这里，巴尔福的眼睛都快发绿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只要占据了这里，就等于扼住了上海的咽喉，加之距上海县城又不远，真是一块再理想不过的地方呵！

十九世纪的上海外滩

巴尔福相中的这块地方，就是后来在民间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的外滩。租界一词在正式条约中出现，虽说是在1876年9月13日中英订立的《烟台条约》第三款第二段中，但1843年底巴尔福向上海道台宫慕久提出要买下他看中的眼前这片泥滩地时，实际上租界的雏型已经在始露端倪了。巴尔福这一回可谓提得“理直气壮”，他说，“华洋分居，此乃上策，要不，日后一旦生出事端，处理起来恐怕就麻烦了。”

尽管宫慕久对眼前这块地方的发展前景，并不像英国领事看得那么深远，但他还是觉得将这样一块地方卖予英国人并非一件小事。所以他没有立刻答应，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要回去请示一下。只是他说的请示不仅指自己的作为，它同样包括英国驻沪领事。

宫慕久要请示的对象，一个是两江总督璧昌，另一个是江苏巡抚孙善宝，当时此二人是道光皇帝亲自指定的输上海通商事务的大臣。

真不知这两位昏庸的大清朝大臣是怎么想的，竟然认为巴尔福作为英国领事的地位，和他们不在一个档次，不便面谈。在他们看来，此事由上海道台出面足够了。

别人不知，宫慕久可是一下子就辨出了其中的究竟，这两个皇帝指派的大臣，原来和当时的许多清朝官吏一样，患上了怕和洋人打交道的“恐夷症”。大臣一推却，道台只得承揽。

后者看来是小心的，尽管经过几轮谈判，他始终没有允诺将土地出卖给英国人。这里谈判没有进展，那边厢英商一遍遍向巴尔福摊苦经：上海乡村房子实在太破旧了，屋漏，不挡风，又肮脏不堪，“这样下去我们简直成了灾民，太难忍受了！”

英商的夸大其辞，意在使巴尔福尽快和上海道台谈妥租地的事，他们亟盼在上海能找到一块地方夯下基石以作未来的“黄金大厦”的支柱了。上海宣布开埠后仅六个星期的事实，已表明上海不愧为是贸易的理想之地。期间进出外国商船有七艘，进口货物共计银433729两，出口货物计银147172两，所付进口税16564两八钱，出口税7537两一钱九分，而吨税却只有985两。这和他们以前在广州的时候比较，负荷轻重简直有天壤之别。

谈判归谈判，生意总是要做的。英商有妇，也有儿女，怎么办，一起到上海来吧。西方各色人等在上海“落脚”的现象就这样慢慢产生着。在最初的岁月里，无论是上海道台，还是英国领事，双方都显示出了足够的耐心。巴尔福还向英国政府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买下他看中的地方。但这一计划没有成功，因为条约中无此项规定。这样的结果尽管让巴尔福心里不快，但他对上海道台却这样说，“您对本领事工作的不配合，已引起我们政府关注，不日将会直接和贵国皇帝相商，只怕到时候你再和我表示什么，我也无能为力了。”

如此半是威胁，半是恐吓的话果然镇住了上海道台。在后者看来，皇帝怪罪下来的可能性并非捕风捉影，到得那时，只怕自己要脱身也晚了。思前想后，宫慕久终于决定，且将那块兵营旧址租予对方再说。

这块土地的租借价为一万七千元。毕竟底气不足，巴尔福怕夜长梦多，另生枝节，所以宫慕久一松口，他马上就表示接受。后来英国政府只同意他花一万三千元，于是另外的四千元，巴尔福只得动用自己的私房钱了。为此他心痛了好长时间。

这里租地问题尚没最后定夺，那里窥视已久的美国人早迫不及待地将脚伸进了上海。上海开埠一年后，黄浦滩一带已设立英美商行11家，分别由23个商人常驻上海。其中不少人还是在县城里租到了房产，安置家属，同时继续在城外寻找地方，设立仓库和临时码头。上海这块土地早已诱使得这些西方人要大干一场了。

4

租地问题终于在1845年有了大转机。

作为这一大转机标志的，是由上海道台宫慕久和英国驻沪领事巴尔福“依约商妥”的《上海土地章程》的出现。英国驻沪领事要求买断他看中的上海土地的要求，被上海道台以中国法律所不允而坚决拒绝，但他却允诺了可以出租其中的土地。“章程”中写道，“本道台兹依照条约，顾全民情与地方情形，决定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留之用。”这块允许租与英商的土地就是居留地。它的北界是李家庄（今北京东路），南界是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东面以黄浦江为自然界限，西界未曾明确。

洋泾浜上的木船

第二年9月24日，宫慕久又与巴尔福议定以界路（今河南中路）为西界。全部面积约830亩。巴尔福向往的所谓“华洋分居”情状，在这里如愿以偿。巴尔福绷紧了好久的脸上，现在终于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华洋分居”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生存状态，它的出现，实际上还意味着西方人对中国土地拥有了“永租权”。允许外国人随意长期使用界内土地，实际上即是承认他们有权永远占有这些土地，这才是巴尔福们真正看重的。

英国驻沪领事馆一下子忙碌了起来。一个个来沪的英国商人笑逐颜开地出入于这里，这些要求租地的英国商人已经和原业主经过洽谈，洽谈成功后，作为租地人的英国商人便来陈报英国驻沪领事官，并将书写好的契纸请英领事官转送上海道台查封，认可后盖印，发还双方当事人收执。这份租地契据亦称道契。

当我们分析了其中的内容后，我们便会清楚地意识到：道契无道。

《土地章程》规定，承租人向原业主年纳租金每亩1500文（当时清政府所收土地税约计每亩1300文，租金略高于地税是为了诱使中国业主出租）。但出租后情况又怎么样呢？“商人租定土地及建筑房舍后，得于呈报后自选退租……但原业主不得任意停止出租，尤不得任意增加租金，倘该商人不愿居于其所租地上，而将全部让与他人，或以一部分转租他人，则所让地之租金，只能依照原额，不得加增，以取盈利，致引起原业主之尤怨……”

土地一经租出，无论承租人怎么样处理，原业主无权过问，更不能停租抽回。这种永久租赁方式，实际上即是一种买卖事实。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魔手，就这样一点一点伸了进来。打个不十分恰当，但绝对真切的比喻，这些魔手们已经知道，此时的上海不过是一个邋邋遢遢、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少女，丑陋只是因为她没有条件梳理，一旦经过一番梳妆打扮，上海必将脱胎换骨，展露出她的天然妍丽。可以说，这些西方人来到上海，一开始就充满着邪欲。

这一点不仅仅英国商人明白，其它西方殖民主义者也洞察到了。在这方面，美国人表现得尤为敏感。一个叫霍塞的美国人曾这样表白，从广州来到上海的英国人对于这个地方很满意，他们觉得上海人比广东人来得和气，举动较为文明，走在街上，不像在广州时常受到当地人侮辱。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他们简直不敢在街上自由行走，最感不便的，是不允许外国人坐轿子，男女不许在街上并肩同行。但在上海就大不一样了，美国传教士罗威里和英国人洛克赫德博士，在晴朗的星期日，总会走到英国领事馆去做礼拜，而且后者总是他的太太和小姐坐着轿子先走，毫无拘束。他们甚至感觉到除了几只狗还没有和我们相熟，因此见了他们总要叫几声外，其余的一切差不多已经和住在英国国内差不多了。

既有这样的感觉，好处岂能让英国、美国两家独占，于是法国也接踵而至。

不过，《土地章程》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它的出现，就此被外国侵略者视作上海租界的“大宪法”和“根本法”，它和其他不平等条约一起，被称为“中国各地及上海外人租界之基础”。

然而事实毕竟并不完全受制于感觉。比如于1843年底来到上海的一个叫孚钦的英国人，曾这样回忆道，“我们常常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睡在给雨淋湿了的被褥里面；天一下雪，雪便从窗缝里吹进来，积在地板上，很快冻住了。”我想过着这样的生活的外国人，大概是不会发出和住在国内“差不多”的感觉的吧。

在这一时期中，巴尔福可谓也是如愿以偿地将领事馆搬出了上海县城，搬到了他早就相中的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处滩。巴尔福想在这里另行建房，然而，按照英国法律，在外领事只得租地办公，而不能租地建房。我们在前面说过，巴尔福是一个“富有远见”的英国人，尤其是在看待上海这样一个地方上，他身上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既然英国政府出不足这笔钱，那自己暂且就先垫付吧，巴尔福相信政府总有一天会“醒悟”过来的。那次巴尔福共租地一百多亩，计价一万七千元，其中巴尔福垫付了四千元。

巴尔福的预测没有错，英国政府后来果然“醒悟”了，只是那时候他已经辞职，继任的英国驻沪领事为阿礼国。也就是说，是由巴尔福的继任和政府相商后，买下了被他相中的土地。在关于租界问题上，阿礼国绝对不会输给他的前任巴尔福。正像在和西方殖民主义者打交道的过程中，表现在上海道台身上的现象，后任者快不会“输”给其前任一样。

宫慕久的继任者叫麟桂，1848年，他和阿礼国订立了后者要求扩大上海英租界面积的协定。从而将租界西面经界从界路（今河南路）扩大到了泥城桥（今西藏路），北面从李家庄扩大到了苏州河。全部面积增加到了二千八百二十亩。

十九世纪末苏州河（河南路桥段）上的外来民船

望着这一大片租界地，阿礼国笑了。他笑得很有理由，他说，“你们难道不看见吗，1843年12月在领事馆登记的英国人共25人，第二年在上海的固定外国人是50人，再过一年增加到了90人。现在是1848年，在上海的外国人已经有一百多人，其中还有女人，在洋行里的就有24人，除了3个是美国人，其他都是我们英国人，作为一名英国驻沪领事，我能不考虑到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及工作情况吗！”

这就像一个强奸犯施暴后对受害者说，“这不是我的错，错在谁让你长得如此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