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胜败
1
云层低垂,海天辽阔。
一艘轮船缓缓航行在中国南方海域,这艘轮船此次航行的起锚地是福州,目的港是上海。提及这艘船,是因为此刻乘在船上的一个英国人。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时年37岁的英国人和上海的故事实在太丰富了,因为这种丰富,从而使上海连同这个英国人,都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这种转折对后者来说,自然是幸事,可是对前者而言,则是不幸了。
这个英国人有一头棕黑色长发,眼眶很大,这形象看上去不仅缺少友善,甚至有点凶狠。当他望着海面,正在若有所思的时候,站在他身边的年轻翻译却不无欣慰地说,“到了上海,我可以见到洛克赫德先生了。”
听到翻译说这话,他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你太年轻了,你还不懂,到了上海,我们首先要见的应该是巴尔福先生,至于你见你妹夫洛克赫德先生,迟几天又何妨呢。”
说这话的英国人就是阿礼国,翻译的妹夫洛克赫德,即是上海一开埠便来到上海的英国人,他是个医生和传教士。
但就像阿礼国料想不到上海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一样,此刻他当然也无从想象,他眼前这个才18岁,显见因为太年轻因而有所“还不懂”的翻译,其形象日后竟会被铸成铜像矗立在上海黄浦滩边。
这个年轻的翻译叫巴夏礼。
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
阿礼国是英国一个医生的儿子,他本人也习过医,并在英国医院里任过职。做医生是行慈善,但阿礼国的面相却与慈善相距甚远。
雄心勃勃的阿礼国很快就被英国政府要人相中,《南京条约》签订后实行“五口通商”,阿礼国受英国政府委派,成了首任驻福州领事。他的才干在中国国土上受到英国外交部赏识,当巴尔福递交辞呈后,英国外交部首先就想到了阿礼国。上海在英国人眼中,已经是一块举足轻重的地方,继任上海领事,非阿礼国莫属。
比较而言,阿礼国年轻的翻译显然不如他那么幸运,巴夏礼五岁时即成了孤儿,由他叔父抚养长大。叔父去世后,巴夏礼被送到澳门和堂兄一起生活。鸦片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如饥似渴地学习中文,当时曾有人为此讥笑他,但他不为所动,后来他凭着所掌握的中文知识,得以进入领署。他曾随英军开进长江,亲历《南京条约》订立,还在各口岸担任过翻译。当他知道阿礼国要调任驻上海领事时,他便提出了随同去上海的请求,他对阿礼国说,他的妹夫洛克赫德在上海,他表示自己也可以在上海安家。
巴夏礼最后这句话使阿礼国怦然心动,要在上海安家,当然对上海以后的发展寄予着很大希望,而这希望正待他们此去上海一步步实现。当阿礼国在这样想的时候,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勃勃野心正在得到充分体现。他到上海以后创立上海公共租界,则是他的这一心迹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示。当然,这是后话。
此时已是顺风顺水,轮船航速开始加快,离目的港上海越来越近了。
2
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将上海视作英国人的目的港,那就错了,趁阿礼国他们还没到达上海,不妨让我们来看一看美、法诸国对上海的觊觎吧。
1844年2月17日,美国全权公使顾盛在澳门会见了钦差大臣耆英,会谈中,顾提及打算前往北京向中国皇帝递呈公函。
一听洋人又要惊扰皇上,耆英先就惊出一身冷汗,他不是担心皇上经不住惊扰圩龙体有碍,而是生怕一旦触怒龙颜,怪罪下来,那他这个办理夷务的大臣决脱不了干系。所以他一听这话,连忙说,“有什么事,本大臣尽可办理,不必惊动圣上”。
美国公使一听就笑了,这正是他希望的。上北京递公函,既费时,见皇帝又要经历令人头疼的烦文缛节,如果能在眼前了结所愿,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1844年7月3日,双方终于在澳门一个叫望厦的小村庄,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望厦条约》。这份条约的出现,扩大了英国已取得的侵略特权。这年年底,第一个美国人来到了上海,他就是美国旗昌洋行的吴利国,此人一进入租界,就写信给新任美国公使璧珥,表示从为了自己生意上的便利和保卫美国利益出发,要求由他担任美国驻沪领事。
吴利国被任命为美国驻沪领事是在1846年,当领署内升起美国国旗的时候,意味着美国已打破了英国对上海租界的独占现象。
自认对这块租界土地有专管权的英国领事巴尔福心里当然不会舒服,于是,就美国升旗事件,引发了英、美一场激烈的争执。
英、美两国领事为争执而忙,法国当然也不会闲着。还在1844年10月,法国就和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表明法国必须和英、美等国一样,“利益均占”。嗣后,法国使臣剌萼尼到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四地走了一圈,发现最重要的地方还是上海,他在给国王路易·菲力浦的报告中说,上海的地位,远比福州、厦门、宁波更为优越。四年以后,亦即1848年1月25日,首任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终于来到上海,一到上海,他耳畔犹闻英、美两国领事在为“升旗”一事吵嚷不休。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当我们现在再回眸上海出现外国租界这段历史,我们痛心地发现,当时的上海就像是一条毫不牢固的长堤,当英国人率先在上面决出一个口子——租界时,实际上这条本来就不牢固的长堤离溃决已不远了。果然,接着是美国,接着是法国……
然而事情远远没有完。“升旗事件”的发生不过是一个小引线,此事的最后解决,是上海道顺从英领要求,在《地皮章程》后附加了第24款:“在特许英商租地之范围内,除得悬挂英国国旗外,任何国人不得悬挂该国国旗。”
上海美租界创始人文惠廉
这就轮到美国领事对此不满了,不过他不发作,他们曾经发作过,但太累,他们决定改变“发作”的方式,这就是对“第24款”不予理睬。与此同时,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却悄悄在苏州河北岸地价较便宜的地方置地建房,形成即成事实后,文惠廉向上海道台吴健彰提出,要求将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划作美国租界。在美国人的一再纠缠下,吴健彰后来总算口头同意。
首任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
法国人敏体尼是机敏的,他的机敏表现在他一到上海就吸取了英国、美国关于“专管”引发争执的教训,所以他避开英租界,而将领署设在英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这就是后来出现在金陵东路毗邻外滩的建筑。随后,他开始物色设立法租界的土地。
半年后,后来成为敏体尼女婿的法国商人雷米来到上海,向领事提出购置土地要求,敏体尼据此向上海道台吴健彰正式提出租界要求。
吴健彰答复得很干脆,“你们去找英国领事商量,在已划定的英租界内居留”。好像敏体尼找他相商的不是中国的土地,而是英国人的土地似的。
敏体尼见如此不成,就直截了当指明,法租界当以“沿洋泾浜地区,它和英租界正好隔河相望。”
在敏体尼的强硬态度下,接替吴健彰的麟桂终于屈服。一块由法国人专管的居留地就此产生,面积986亩。它就是后来为人们习称的法租界。
上海租界的舞台现在已陆续由英、美、法三国搭建了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舞台,才得以演绎出日后上海租界社会的畸型繁荣的情状。不过,对此,住在租界里的外国人才没有闲功夫去感受呢,他们要感受的是当下生活,那么,他们的当下生活又怎么样呢?
夏日黄昏,乘着牛头小车溜达在黄浦滩边,或去郊外狩猎,这是租界里的西方人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尽管那时的路况很糟糕,尤其是下雨天,更是泥泞难行,况且到处堆着垃圾,卫生极差,但和他们在广州的情况比起来,他们还是觉得好多了。住、行一时无法讲究,在吃的方面却毫不含糊,有一份资料透露了个中一些情况,如说他们吃饭时,最先是一道浓汤,佐以一杯舍利酒;接着上一两道小吃,佐以香槟酒,然后依次上牛肉、羊肉或鸡、鸭和火腿,佐以香槟酒或啤酒;次是咖喱饭和咸肉;次是野味、布丁、糕饼、鸡蛋糕或牛奶冻、乳酪饼、面包、白塔油和葡萄酒,最后还要加上橘子、枣子、葡萄干、胡桃肉和红酒之类。
对这样一份纪录,也许并非每一个在租界里的西方人都如此,但相信也决非三二人。这样的情状,已初显出租界社会的畸形繁荣之端倪了。
3
好了,现在阿礼国乘坐的船已经平稳地驶进了黄浦江,上岸前,他和翻译巴夏礼的一番对话,足以道出在上海租界将有一番转折将要出现——
阿礼国:“真是一个好地方呵,还记得吗,在广州,我们想进城而没法进,在上海,要我进城我还不想进呢!”
巴夏礼:“我相信眼前这片荒滩,不用多久就会变得繁荣起来的。”
差不得就在这时,钦差大臣耆英和他的一个同僚也在进行这样一番对话——
耆英:“洋人们要想在上海县城择地居留,那可万万不行。”
同僚:“洋人们对上海县城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一片泥滩和只有三二间茅屋的荒郊野地。”
耆英:“这些英国人,在广州时气势汹汹地要进城,在上海,他们反而高兴居住野外,洋人的想法就是稀奇古怪。”
同僚:“大人所言极是。”
前文说过,上海租界的开辟有如决堤,其势已溃,作为钦差大臣的耆英犹未能察觉,那些比他级别低,且顺着他的竿儿爬的官员自然更别谈知晓了。
当然,每一次“决堤”,目的尽管相同,表现形式却不尽划一。这不,阿礼国到上海后不久,上海发生了一起大事件,事件的起因和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有关。
麦都思喜欢旅游。喜欢旅游加上传教士的身份,要他一直呆在租界的屋子里是难的。果然,他再忍不住了,他要出门。
麦都思找上他的同行,巴夏礼的妹夫洛克赫德医生和传教士慕维廉。三人一拍即合,遂决定冒险出行去传教。说冒险,是因为《虎门条约》明确规定,外国人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上海开埠初期也约定,“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返,不得在外过夜。”也许是知道麦都思喜欢旅游,易生事端吧,所以此行计划确定告之英国公使后,英国公使便告诫麦都思,“已经有人多次告你非法‘游历’,如这次有人正式指控你,你将受到惩罚。”
对此,倒是另两个传教士提出了“万一”:“万一被人指控怎么办?”
“你们怎么这样胆小,以前我多次出去传教,不是都没事吗。”
是的,以前确实都没事,但这次却有事了,而且事儿还不小。
1848年3月8日,麦、洛、慕三人私自驾着一条舢舨船,前往距上海县城九十公里外的郊区青浦。到青浦以后,他们将舢舨停泊好,然后边打听边寻找,不一会就来到了城隍庙。这时候来烧香供烛的乡人已到了不少,对西方传教士来说,他们要赶的这就是这份势头,这是他们传教的好机会。于是一到那里,他们就先向这些乡民们分发传教的小册子。
洛克赫德见麦都思、慕维廉到里面去散发小册子,他就朝门口走去,朝陆续进来的香客分发。当时门口正歇着一些运送漕粮的中国水手,其中一个水手正闲着无聊,看到有传教士在庙门口分发小册子,便上前也想要一本看看。
不料这名水手的要求遭到了洛克赫德的拒绝,洛克赫德见他不是香客,把拿着小册子刚想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
水手一脸不悦,他责问传教士:“你给他们小册子,为什么不给我?”
洛克赫德不屑开口,只是一脸认真地摇了摇头。
水手这下就有点被激怒了,他干脆将手伸到洛克赫德面前,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也给我一份,而且非给不可。
洛克赫德感到很恼火,看着伸在他面前的那只脏兮兮的手,他提起手杖,想将水手的手打开,由于他动作幅度很大,水手立时就痛得发出了呻吟。
这时候麦都思和洛克赫德见状已走了过来,麦都思提起手杖,又在那个中国水手头上打了一下。
水手显然知道他一人难敌三个洋人,便见他用手捂住被打痛的头,返身出了庙门。
被打的中国水手刚走,麦都思连忙招呼两个同伴,“我看那个人神色不对,他一定是去喊人了,我们快走。”
三个英国传教士刚跑出庙门,发现远处冲来一群人,他们一边奔跑着,一边大声叫喊:“洋人打人了!”
麦、洛、慕三人一见情况不妙,连忙撒腿就逃。
然而他们又怎么逃得过愤怒的中国水手们的追赶呢,后者很快就将他们撵上并包围了起来。那个挨了打的水手冲上来,对准麦都思脸上就是一拳,接着慕维廉也吃了一拳,洛克赫德虽没挨到拳头,却挨了重重一脚,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这时候只听到人群中有人在喊,“打死洋鬼子,打死洋鬼子!”
三个英国传教士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们面对的是对他们深怀敌视的中国民众,况且他们此行出来又是违反约定的,追究起来,他们首先就先理亏了三分。情急之下,他们不顾一切地冲破了包围圈,继续向青浦县衙门逃去。这时候追赶他们的人更多了,因为青浦民众也加入了进来。此时,要不是青浦县令及时赶到暂时平息事端,真难想象当时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结局。
第二天,青浦县令将三个受了惊吓的英国传教士送回了上海。
阿礼国马上就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处理“青浦事件”就成了这位英国驻沪领事来到上海后最棘手的一件事了。他知道,他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让他的政府知道他的才干不仅在广州,同样也可以在上海得到发挥,而处理好这件事的标志,就是无论怎样,也要让英国人赢得利益。
阿礼国最先采取的行动是冲进道台衙门,直接向上海道台理论。他申述了三名英国传教士被打的经过后,要求道台严拿凶手,他态度强硬地对上海道台说,“我限令你48小时内给我满意的答复,否则我将停付全部关税,并用兵船封锁你们上千艘北上运粮船,不让驶出黄浦江!”
阿礼国在说这番话时,显然遗漏了一个主要内容,但这个内容被上海道台咸龄提醒了:“贵国传教士被打,须知可是他们先用手杖打中国水手的。”
阿礼国居然对此不予理会,他蛮横地以手中的长柄扇敲打咸龄头部,咸龄气得只能厉声道,“如此没有教养,何能与本道台理论。”说罢,便气咻咻地拂袖而去。
这时,恼羞成怒的阿礼国已决定将事态扩大。他的这一想法,很快获得各国在沪领事们的支持,因为他们深知,英国人要维护的利益,也正是他们想到得到的。
相反,中国方面却怕将事态扩大,于是,咸龄只得一边签文正告青浦县令捉拿殴打英国传教士的凶手,一边写信向阿礼国表示慰问。
但是咸龄的信却被阿礼国退了回来,因为这时候阿礼国看到英舰“奇尔德”号来到上海,他让“奇尔德”号封锁了吴淞口江面,中国北运的漕粮船这下再也无法出航了。
这下咸龄慌了,851艘漕粮船,100多万石粮食滞留黄浦江,英商船再停付关税,一旦朝廷追究下来,他怎么担当得起!而且就在这时候,阿礼国还派出副领事罗伯逊乘船前往南京,向两江总督李星沅告状,更加重了要挟的砝码。
焦急万分的咸龄赶紧于3月16日派海防同知赴青浦“缉凶”。
19日,听到有被抓中国水手从青浦押送到上海,麦都思等人连忙赶到上海道台衙门,他们要好好会会那些曾经将拳头和腿脚送到他们脸上和身上的中国水手。
然而一见之下,麦都思等人顿时说,抓来的并非肇事元凶。
这就意味着事情并没完。
这时候,两江总督李星沅已经派人在长江拦截罗伯逊,请他不要来南京。另一方面,他和江苏巡抚会派署江苏臬司倪良耀赴上海查办。倪良耀到上海时,从青浦又押送来了六名中国水手。这次麦都思等人一见六人中的倪、付两人,便指着说,此两人正是首犯。
事有凑巧,此时钦差大臣耆英正好路过南京,知道此事后,当即定下基调:向英国人屈服。
就这样,十名中国水手被带到英租界戴枷示众,之后倪、付两人分别被判徒刑和流刑,麦都思等人获赔300元。本来处理此事就已底气不足的上海道台咸龄,竟还被两江总督李星沅认为处理过激而遭免职。
也许这样说有点冤枉了李星沅,因为真正要免他职的应该是英国人,本来事情处理已差不多划上了句号,但路远迢迢赶到南京的罗伯逊并不认可完事,他对李星沅说,“我来的任务就是请你派员查办此事。”
李星沅不敢强硬拒绝,可以想象,这时候他的心里一定对上海道台咸龄满腹生怨,如果事情一发生,你即抓紧查办,抚慰洋人,何至于使我现在如此伤神劳心呢!既然你没有能耐,那就请让位吧,我另请高明。这样,李星沅就只得再派江宁藩司傅绳勋和请假在籍的直隶候补道陈之骥前往上海,以咸龄处理此事“原欠紧速”而撤职,委任吴健彰代理上海道台。
4
在关于“青浦事件”的叙事过程中,我的眼前时时盘桓着阿礼国的形象,只是叠印在他形象上的身份不是领事官,而是一个赌徒。是的,是赌徒,事后回想,阿礼国在一开始即抱定将事态扩大化处理,恰如一个赌场老手的虚张声势。他处理此事没向公使报告,尽管正处于两任公使交接班之际,但很可能也是出于他的赌徒心理也未可知,他当时心里很可能在说,等我博一下再说。
而事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英舰司令毕特门后来也承认,当时在上海县城几英里外集聚着上万名中国水手、清军兵船50艘。而英国在吴淞口只停泊着几艘兵船,众寡悬殊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还有一种说法,阿礼国当时只有两艘小型军舰,其中一艘载着罗伯逊去南京要挟去了,能封锁长江出口的仅是一艘装了十门小钢炮的双桅船。也惟此,英国政府对阿礼国处理“青浦事件”的强硬态度并不赞成。显然,他们认定此次冲突,英方并不占赢面。
但结果出乎意料,阿礼国在这场本来应该是输的“赌博”中赢了。而本来应该是赢的,却输了,输得惨不忍睹。
英国政府以输赢论英雄,马上对阿礼国进行褒奖,各国领事也对阿礼国赞誉有加。
阿礼国的才干果然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青浦事件”后不久,他马上提出扩充公共租界的要求,这一要求很快如愿。租界总面积一下子比原先增加了近2000亩,达2820亩,这是租界的第一次扩张。
1849年7月21日,英领署进入李家庄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