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27年11月，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1929年8月，国立音乐院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5年10月，学校在江湾新市中心区民京路（今市京路918号）建成新校舍。1956年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上海工部局乐队，其前身为1879年成立的上海公共乐队，1922年改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曾有“远东第一乐队”之誉。1956年正式定名为上海交响乐团。

1927年的中国，战争的阴云笼罩上空，但在上海公共租界依旧是一片繁华景象。在今广西北路与贵州路之间的南京东路南侧，彼时矗立着一幢立面由清水红砖砌筑的大楼，那就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外景

是年10月9日的晚上，一场上海工部局乐队（今上海交响乐团前身）的音乐会正在此上演。舞台中央，这支全部由外国人组成的乐队倾情演绎着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Rimsky-Korsakov）的代表作《舍赫拉查德》（又译《天方夜谭》），观众席上坐着的绝大多数也都是外国人，中国观众人数尚不及十分之一。其中，有一位中国人听得十分投入，竟生出了“千万想不到在这个孜孜为利俗气不堪的上海租界地方，屋然可以找到一种安慰灵魂的圣药与一个极难得的领略艺术的机会”的意外之感。

梅百器指挥上海工部局乐队演出

此后的10月16日、10月23日的音乐会上，观众席中都出现了这位中国人的身影，《第六交响曲“悲怆”》、《培尔·金特》组曲……高水准的演出，使他一扫在北京时的阴霾，不仅由衷赞叹“上海市政厅的管弦大乐队（即上海工部局乐队），是上海唯一的宝贝，”而且向大学院提议“要创办一个音乐院，我更要主张设在上海”。这位中国人便是着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萧友梅。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即将创办的音乐院与上海工部局乐队从此结下了不懈之缘。

萧友梅（1884-1940）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中国近现代着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

萧友梅，早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1912年11月，作为公派生到德国留学，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理论作曲，同时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教育学。191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8月，他离开德国，前往瑞士、法国、英国及美国游历，直到1920年才回到北京。萧友梅一直梦寐以求的是建立一所符合国际标准的音乐学院，为了实现理想，他在北京努力奋斗，先后主持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系）、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和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还建立了一支由他担任指挥的小型管弦乐队。但1927年6、7月间，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以“音乐有伤风化，无关社会人心”为由，下令取消北大音乐传习所和艺专音乐系等国立学校的音乐系、所。此举使萧友梅“在北平办了七年音乐科，受尽不少不快的刺激”，更重要的是在北京创办音乐学院已无可能。

北京大学管弦乐队全体合影

与此同时，一直全力支持萧友梅办学的蔡元培即将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于是，萧友梅便“决意南来，向蔡先生提出一个要求，请他于大学院成立时，在上海创设一间音乐院”。为什么选址上海呢？答案源于1927年8月萧友梅第三次来沪后的所见所闻，促使他确信上海将是建立音乐院的首选之地。

蔡元培和他在国立音乐院亲手种的松树

抵沪后，萧友梅首先拜访了上海的音乐界人士，了解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的环境，他还欣赏了大同乐会（近代中国第一个民间职业化音乐社团）的表演。萧友梅坚持认为：“学音乐者必定先有一种熏陶，方可容易领略（尤其学新音乐）”，他深知办学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高质量的师资和成熟的音乐社会环境。此时的上海不但云集了沈心工、李叔同等音乐教育家，郑觐文、朱英等国乐演奏家，还有中国流行音乐鼻祖黎锦晖，以及拥有“远东第一乐队”之誉的上海工部局乐队。音乐会、歌剧、歌舞、国乐等中西音乐演出百花齐放，谋得利洋行、百代唱片公司、音乐广播电台、中华歌舞学校等的出现，使上海诞生了一个几乎与国际同步的音乐商业市场。种种情况表明，在上海办学一方面容易邀请到高水平的音乐师资，另一方面丰富和成熟的音乐社会环境也有利于吸纳与融合来自各方面的音乐文化。

1927年9月1日《申报》第21版报道大同乐会欢迎萧友梅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所述的那场工部局乐队的音乐会，萧友梅在现场聆听之后被深深震撼，豁然开朗，加之了解到乐队还有专门面向儿童的少年音乐会，更感兴奋，大呼“凡此种种均为余在中国梦想不到的机会”。这场音乐会犹如一支催化剂，更加坚定了他将音乐院落户上海的决心与信心。1927年11月，在蔡元培的积极推动下，萧友梅长久以来的夙愿终于实现——国立音乐院获准在上海成立。

国立音乐院开院纪念照

建校伊始的国立音乐院规模很小，第一届入学的学生加上教职工还不满50人。学校既没有固定的校舍，又没有充足的办学经费，不得不租房办学，仅有的一点经费还时常被拖欠，以至于因租金不敷而常常搬家，萧友梅只好以“搬迁是我们学校的家常便饭，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来安慰不胜其烦的师生。直到1934年，经过多年的奔走呼吁，学校的建筑方案终于获得批准，国民政府拨款8万元，用于建造新校舍。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新校舍效果图

学校在江湾新市中心区的市京路（今杨浦区民京路918号）购地16亩作为新校址，新校舍采用中西合璧的建筑式样，中轴对称，红墙青瓦，典雅别致。囿于经费，1935年秋新校舍启用时，仅建成了主教学楼、东西两间琴房和女生宿舍，而计划中的学校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男生宿舍则永远停留在了图纸上。

1935年落成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新校舍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江湾新校舍现貌

就是在这样举步维艰的条件下，萧友梅带领全校师生共同努力，把学校办成了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学府，培养出了洪潘、冼星海、张曙、李献敏、丁善德、黄贻钧、李德伦等一大批高水准的音乐专门人才。萧友梅根据欧美各国单科高等音乐学校的办学体制，结合中国实际，设计了音乐院的学制，分为预科、专修科、研究科、选科、特别选科五类。成立之初，全院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各2人、讲师9人、助教3人，其中外籍教师4人，总体水准还不是很高，远未达到萧友梅所期望的水平。无论何时，高质量的师资队伍都是办学成功与否的关键，深谙其道的萧友梅一方面聘请黄自、周淑安、吴伯超等从欧美学成归来的知名作曲家、声乐家、音乐理论家任教，另一方面，又把提高器乐教学水平的主意打到了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身上。

正在作曲的黄自

上海工部局乐队，其前身为1879年成立的上海公共乐队，1922年改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曾有“远东第一乐队”之誉，是在华最早传播西洋音乐、最早演奏中国管弦乐作品、最早培养和录用中国音乐人才、最早培育中国交响音乐听众的专业音乐团体。此时的乐队正处于“梅百器时代”（梅百器Mario Paci，意大利钢琴家、指挥家，1919-1942年任工部局乐队指挥），汇集了一批从欧洲招募的高水准演奏员。萧友梅求贤若渴，千方百计地将乐队各声部首席演奏家聘来任教，包括乐队首席、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Foa,Arigo 米兰音乐院毕业），大提琴首席佘甫磋夫（Shevtzoff 彼得堡音乐院毕业），中提琴首席普杜什卡（Podushka,Josef），双簧管首席基拉蒂诺（Girardello,G.），长笛首席斯皮里多诺夫（Spiridonov,A.S.），小号首席杜布罗夫斯基（ Dobrovolsky,V.）等。

梅百器指挥工部局乐队在兰心大戏院演出

  

        上海工部局乐队首席富华    上海工部局乐队中提琴首席普杜什卡

（摄于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

1929年，俄罗斯着名钢琴家鲍里斯·查哈罗夫（Zakharoff,B. 原圣彼得堡音乐院资深钢琴教授）来沪暂住，经富华推荐，萧友梅亲自上门聘请。不料，查哈罗夫态度傲慢，以冷言蔑视的口吻说:“中国钢琴学生好比刚刚出生的婴儿，用得着我去给他们上课吗？”但萧友梅毫不气馁，经过他“三顾茅庐”式的再三诚恳求聘，以高于他校长的薪金，聘其为钢琴组主任。

（左起）富华、查哈罗夫与佘甫磋夫合影（摄于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

正是有了以上海工部局乐队为主的外籍演奏家的加入，把学校整体教学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得益于此，1929年国立音乐院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后，仍然能维持着高等音乐学校的教学水平。

至今保存完好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门厅地面标志图案

随着工部局乐队的外籍演奏家与中国学生在教学中频繁交流，学生们愈发尊敬这些外籍演奏家，外籍演奏家也倾囊相授，除了课堂授课外，还进行私人教学。工部局乐队给予国立音专学生的“福利”也越来越多，从某种程度上讲堪称“合作办学”。

第一位加入工部局乐队的华人演奏员、小提琴家谭抒真回忆说，小提琴教师富华经常在上课时让他拉自己的名琴。国立音专学生、原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陈传熙回忆到：“当时帕器（即梅百器）同意每周六早上彩排时，国立音专的学生可以免费去看他们彩排。我就是每周六去听彩排的学生之一。”上海工部局乐队在兰心大戏院演出的时候，楼上专门留有给国立音专学生的座位，并且是免费的。此外，工部局乐队还给国立音专学生提供了难得的实习与就业机会。1935年5月，国立音专学生张贞黻、陈又新和刘伟佐以实习生身份进入工部局乐队，汲取了与乐队合奏的经验。1938年，国立音专学生黄贻钧、陈又新首度以正式演奏员身份加入了工部局乐队。1941年，乐队名单中又增添了刘伟佐的名字。

谭抒真（左）与他的老师富华合影（摄于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

1941年上海工部局乐队乐师名单（摄于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

至此，萧友梅当初坚持不懈地聘请工部局乐队外籍演奏家任教的成效显露无疑，对这群国立音专的学生来说被工部局乐队录取，不仅获得了较高的职业发展起点，同时也意味着生活的稳定。对萧友梅和他创办的国立音专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功的肯定呢？

国立音专通过与工部局乐队之间自然而然形成的“合作办学”，培养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批音乐家。多位外籍演奏家以乐队声部首席的身份在国立音专担任教学要职，加速了这一批音乐人才的成长，让他们从上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1949年以后，工部局乐队里的外籍演奏家相继回国，他们在国立音专的学生则接过外籍老师的衣钵，开启了新中国的交响音乐事业，并逐步将这支亚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打造成了最能代表中国音乐诠释能力的世界级乐团。

1954年黄贻钧在福州路排练厅指挥排练

【参考资料】：

萧友梅：《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

萧友梅：《本校五周年纪念感言》

吴伯超：《国立音乐院成立记》

陈聆群：《从国立音乐院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创业十年》

洛秦编着：《海上回音叙事》

洛秦、钱仁平、张雄编订：《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院校刊集（1928-1937）》（上）（下）

洛秦、钱仁平主编：《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图鉴（1927-1941）》

陈红玲：《浅谈萧友梅先生与“国立音专”》

（杨浦区档案馆 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