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5日，展览“熠熠千年：中国货币史中的白银”在上海博物馆拉开帷幕。展览以中国白银及白银货币的发展为线索，通过“传统银两”“白银东渐”“银与纸钞”三个部分，集中展示131件相关展品，以期让观众直观了解我国货币史中白银的发展历程，白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白银联结下的中国和世界。

货币的发展历史，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也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紧密相联。本次展览的展品以上海博物馆馆藏为主，时间跨度从唐代一直到清末民初，种类包含银锭、银元、纸钞等等，其中不乏珍罕品，不但是十分珍贵的研究资料，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展览还特别展出了来自中国财税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南海I号考古队、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的珍贵展品，其中包括明清银锭以及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出水的银锭和西王赏功银币、“南海I号”沉船出土的南宋银铤等，不乏近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极大丰富了展览内容。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白银的冶炼和使用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作为贵金属的白银，从唐代中期逐渐取得了货币资格，经过宋、元两朝，至明代晚期，白银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完成了向真正货币的转变。展览不但呈现白银货币的发展史，也体现了中国白银货币从银两向银元制度发展的历史，其中的关键在于全球化贸易推动了明代晚期中国银本位制的确立，以及推动了清末民初中国银元制度改革和近代纸钞的发展。

作为展示财税史实和相关文物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中国财税博物馆在此次展览中与上海博物馆首次合作，共遴选银铤（锭）十三件，其中唐代五十两银铤一件，明代银铤七件，清代银铤五件。唐代五十两银铤属于唐代晚期较为多见的船型银铤，这种形制一直沿用到五代、北宋，并成为北宋银铤的滥觞。明代，在国家行政和市场推动的双重作用下，白银终于转变为国家法定的货币，完成货币化的进程。关于这种转变的原因和诸多因素，学界多有讨论并成为近些年明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是一处深埋于岷江水底的古代战场遗址。从2016年开始，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出水了各类文物四万余件，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大量白银。其中，明朝五十两的官锭就达300余枚，小银锭和碎银更是数以千计，是考古发掘中出现明代白银数量最多的一次。从地域和税收种类上看，可以发现白银作为货币已经深入到明代的各个地区和各个领域，真实全面地再现了明代晚期白银货币化的历史进程。

“南海Ⅰ号”沉船位于广东省台山、阳江交界海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发现，后经2007年整体打捞移入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从2014年开始进行全面考古发掘，是迄今为止我国水下考古重要的发现，亦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遗迹。展览中展示了一组从南海I号沉船出土的银铤凝结块。部分银铤因锈蚀链接在一起，形成两块、三块甚至多块的凝结物，出水时表面多为锈蚀产物及海洋生物分泌物包裹，反映了银铤在海底环境的腐蚀情况。宋代是中国铸币业的发达时期，白银也开始流通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展览中展示的银铤是被携带出境使用或夹带之物，由此观众也可看到宋代对外贸易繁盛的侧影。

中国白银时代的来临，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必然结果，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得价值大、重量轻且便于长距离携带运输的贵金属白银也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展品中，还包括了一度在中国沿海地区短暂流通过的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等外国白银货币。

此外，白银货币与上海地区金融发展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次展览中，有一枚在上海发现的元至元十三年扬州银锭。文献记载，银锭上字号扬州元宝，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扬州，丞相伯颜号令搜检将士行李，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作为上贡，每重五十两。至元十四年、十五年朝廷亦铸此锭。扬州银锭在背面铸刻有“元宝”两字，将银锭称为元宝亦是从此开始的。清咸丰六年上海县王永盛银饼是上海着名沙船商王永盛、郁森盛和经正记三家为了抵制上海银元市场上的墨西哥银元，而铸造流通于市的本地银元。上海银饼传世很少，是稀见品种之一。铸造年份都为咸丰六年, 实际发行时间仅半年, 说明发行很不顺利, 主要因外国商人为推行鹰洋而进行阻制。上海银饼在外形上突破了传统银两的形制，在制作方法上采用机器冲压钢模铸成，相比同时期其它本土银饼（银元）而言更为精美整齐，在白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本次展览的陈列设计采用蓝色为主色基调，典雅明亮的色彩更能衬托白银的质地，现场使用可自由升降的顶升式展柜，不仅密封性好，也便于文物的现场取放。在观展路线的设计上带有明显节奏韵律，暗合16世纪世界白银的流通路线，宛转绵延，令人徜徉。

（孙路遥）